【明報文章】日前《明報》訪問港大校長張翔，談及大學國際化的發展。區區出身於中文大學，早於20年前，學兄學姐已與當時新上任、銳意推動「國際化」的劉遵義校長爭論不斷，認為國際化對大學未必有益。
來到2025年，社會爭議仍如當年——所謂「國際化」，最終只是「國內化」；「非本地」教授和學生，多出生於中國內地。當中一個分歧是：本地大學，在追趕國際排名的同時，有沒有扶持本地學者和本地研究的責任？
「國際化」抑或「國內化」
張翔校長在訪問中說：「世界性的大學，學者必須來自五湖四海。」網友打趣說：「哪一個五湖四海？內地的鄱陽湖洞庭湖和東南西北海嗎？」儘管張翔校長常到海外招攬人才，但據《明報》引述教資會數據，如今港大教職員當中，內地出身者佔38.8%。去年有媒體整理教資會臨時數字，指在本港8所資助大學當中，內地出身學者共佔約四至五成。
箇中當然有近年社會氣氛、學術環境轉變和移民潮等因素，但整體而言，「國內化」趨勢甚為明顯。若說招聘非本地學者的目標是提供多元學習環境，大幅招聘內地學者和放寬招收以內地生為主的「非本地學生」，能否達到「多元」目標？
本地大學為什麼大量聘用內地教職員？筆者與一名學者朋友討論，當中是否有社會猜測的政治因素，無法考證。惟在大學的國際化遊戲中，仍是着重學者發表的論文數量，及職場人際關係。內地學者人多基數大、勤力發表，或有部分人本來與本地大學關係良好，自然更易獲聘用。至於研究範疇，在數理工程方面，即便在歐美社會，都同意中國人苦心鑽研；而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國大陸研究比香港研究更容易刊登在國際期刊。國際化指標包括是否聘用非本地學者，本地學者又失優勢。加上近年香港在國際社會的名聲有損，海外學者擔憂社會和研究環境，未必選擇來港，致比例上內地學者更多。
因此，「國際化」變成「國內化」，「五湖四海」變成「鄱陽湖北海」，無可奈何。
只顧研究是不務正業
又是國際化遊戲——香港的大學似乎喜愛聘用海外畢業學者，較少聘用本地博士。反而有不少來自內地的研究生，畢業後選擇回內地大學任教。結果即使是研究院，也較少本地人報讀，變成招收內地研究生為主。而即使本地學生讀研究院，一些學者都會苦口婆心建議先做可以「出文」的研究，把真正想做的事情押後。這種院校環境，能否鼓勵本地研究？
不過，大學有責任培養本地學者嗎？抑或如張翔校長所說「本港大學20年前本地教授可能佔八成的情况並不健康」？對區區而言，視乎觀點與角度：倘着重研究，可能不問出身，吸引「出文機器」的非本地學者，確實有利；惟若重視教學和人文價值，那對香港有歸屬感的本地學者，似乎應該是主力。
香港較主要的大學，都受教資會公帑資助。市民期望大學為本地服務、培養本地人才、促進香港研究，合情合理。如果大學只顧着玩國際化遊戲，難以刊登在國際期刊的本地研究就「買少見少」，在人文、教育、社會科學等方面尤甚。如今，我們仍偶爾看見學者從事本地社會和文化研究、到中小學及與民間團體合作的「知識轉移」項目、對本地政策發展建言。但這些項目很多時候由本地出身的學者主導，內地出身學者較少關懷本地事務。當愈來愈多內地學者的時候，仍有多少有位置的學者做本地研究？
中大前校長金耀基教授，去年再版其著作《大學之理念》，批評現代大學重視科學研究、輕視教學和人文價值。大學積極推動「國際化」，固然有助提升國際排名、促進研究，但如果提升排名只對大學名聲和出論文有利，卻未能回饋本地社會，沒有盡培育本地人才、紮實香港研究、為社會立言的責任，也是一種不務正業吧？
作者是教育及時政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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