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人工智能正以指數級速度重塑人類社會，其技術迭代的浪潮，裹挾着全球邁向深度數碼化。同時，人口老齡化與數字化轉型的交織，成為21世紀最顯著的社會特徵。聯合國數據顯示，全球65歲或以上人口佔比預計將從2020年9.3%，升至2050年16%。而香港作為全球最長壽地區之一，人均預期壽命已突破80歲（2023年統計處數字）。這一背景下，數字技術的普及並未均勻惠及所有群體，反而催生出新的社會斷層——老年數碼鴻溝。這一鴻溝不僅關乎技術接入的差異，更深刻影響社會公平與跨代和諧。
科技發展 催生社會新斷層
「數碼鴻溝」概念起源於20世紀末，最初指不同年齡群體在取得電腦和互聯網資源上的不平等。隨着技術發展，其內涵已擴展至信息使用能力、參與數字化生活的機會差異。2021年世界銀行報告指出，全球60歲或以上人群的互聯網使用率僅39%，遠低於年輕群體的75%。在東亞地區，這一差距更為顯著：日本總務省調查顯示，該國70歲或以上老人當中，僅42%使用智能手機，而20至30歲群體的普及率高達99%。年齡、教育水平、經濟條件等因素疊加，使長者成為數字化進程中的「邊緣群體」。
老年數碼鴻溝的後果，遠超技術層面。世衛組織《積極老齡化政策框架》強調，「數字排斥」將直接削弱長者的社會參與權。無法使用在線醫療服務、無法通過移動支付完成日常交易、疫情中難以得到健康信息……這些現實困境不僅加劇長者生活不便，更可能將其推向社會孤立。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研究表明，缺乏數字技能的長者，其抑鬱風險比熟練使用者高出37%；而主動使用數字技術，可顯著提升長者的認知能力與社會歸屬感。
作為全球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地區之一，香港政府數據表明，65歲或以上人口佔比已超過20%，且約兩成長者是獨居。典型案例折射出結構性的困境——2020年底香港推出「安心出行」防疫程式時，部分長者因無智能手機或遇到操作困難，無法進入公共場所，引發社會廣泛爭議。此事暴露出公共政策設計中對老年人口的視角缺失：技術本應為便利而生，卻因忽視弱勢群體需求，而異化為排斥工具。更深遠的影響在於代際關係：年輕一代在家庭中承擔着「數字反哺」責任，但快節奏的都市生活，往往壓縮了這種傳承空間。而現今時代下，年輕人每月給予父母「數字教學」的時間難以保障，代際數碼鴻溝逐漸演變為情感隔閡。
政府需擔當「基礎架構師」
彌合老年數碼鴻溝，絕非簡單的技術培訓，而需構建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家庭支持的立體化包容生態。政府需扮演「基礎架構師」角色。2018年6月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發布《數字化就緒藍圖》（Digital Readiness Blueprint），指出要保證長者、殘障者等特殊群體能夠得到相應的「數字支持」，當地政府設置專門機構，推動長者與老齡化研究。
為更好地滿足長者的多樣化發展需求、幫助他們更快融入數字社會，星洲政府成立了老齡化問題部長級委員會、樂齡理事會及新加坡數字辦公室，通過「長者移動接入計劃」、「長者數字化計劃」、「長者網絡安全計劃」、「數字樂齡計劃」等，向長者提供健康、數字素養、社會參與等數字服務。更關鍵的是建立適老化標準體系，例如歐盟推行的「網絡可達性指令」（Web Accessibility Directive），強制要求網站和應用程式提供字體放大、語音導航等適配功能。
警惕「效率至上」陷阱
社會力量應成為「毛細血管」。香港市場可以引導企業開發適老化產品，譬如將必要的數碼操作步驟，壓縮至3次點擊以內。非營利組織的作用同樣重要，英國「Age UK」通過「數字大使」計劃，動員退休的資訊科技工程師為同齡人提供一對一輔導，這種「老助老」模式更能消解技術恐懼心理。家庭亦須重拾「數字反哺」傳統，這需要社會創造鼓勵代際互動的環境，技術企業亦可開發代際協同功能。
在追趕技術浪潮時，社會必須警惕「效率至上」陷阱。香港社會至今保留着電車、天星小輪等「慢速」交通工具。這種對多元生活方式的包容，同樣應體現在數字領域。長者有權選擇現金支付、公共服務必須保留線下窗口，技術迭代不能以犧牲少數群體權益為代價。正如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科技進步的真正價值，在於它是否擴展了人的自由而非限制。」
沒有人能夠永遠站於技術潮頭，老齡化是所有人終將到達的生命階段。香港的困境，折射出全球數字化進程的共性難題——如何在追求效率的同時守護公平，在擁抱創新時不忘人文底色。縮小老年數碼鴻溝，不僅關乎技術進步，更考驗社會的文明高度。當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共同編織這張包容之網，數字化才能夠真正成為推動積極老齡化、實現代際共融的賦能者，而非分化器。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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