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今年2月美國發布《美國優先投資政策》總統備忘錄,提到美國投資政策的目標:「美國投資者將投資於美國的未來,而不是中國的未來。」基於這目標,特朗普政府調整了對華投資的戰術:進一步把美國市場「武器化」,將限制中美雙向投資推向新高度。
特朗普政府的邏輯似乎是:美國是全球資金主要來源,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場;減少美國資金供給,阻斷中企與美國金融市場的關係,就能抑制中國企業成長、限制中國提升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
然而美國看待「資金與實體經濟」關係的邏輯,及基於這邏輯的戰略,在理論和實踐中都是不成立的。限制型戰術的升級調整,不改變美方在處理中美投資關係上出現戰略錯誤的事實。
資金與實體合作 能實現共贏
資金與實體經濟的合作,能給彼此帶來好處,美企對華投資是一個代表例子。投資者首要動力是資本增值;而滿足資金接受國的需求,能助投資者實現資本增值目標。另方面,跟其他資金接受國類似,中國吸引外資之首要目的是促進本國增長。為實現此目的,中國向外企提供其需要的條件和環境,助其獲利。過去30多年,中美投資關係實現了「己方想要獲益,須讓對方也獲益」的狀態,美國資金與中國實體經濟的合作運行良好。這也是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第一個10年,全球增長平穩、貿易繁榮的重要原因。
多方面數據可以支持上述結論。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數據顯示,1982至2004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平均為7.6%,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美國企業對華投資收益尤其高,上世紀90年代美企對華投資收益率逾20%。從中國角度看,外企對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發揮了較大價值,吸引外資是中國發展的寶貴經驗。美國是重要的外資來源地,美企對華進出口、稅收、固定資產等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
中美在實體經濟和資金上各有相對優勢。資金與實體脫鈎,會給雙方帶來成本,但美國的成本高於中國,兩國為此付出的成本是不對稱。
資金與實體脫鈎 將致不對稱成本
美國限制中國取得外部資金、減少技術在華應用,短期內會給中國帶來不方便,中期裏「成本衝擊」會弱化,中國處理得當也可化危為機。一個典型例子是人工智能(AI)行業的發展:中國AI行業遭遇美國最嚴苛的投資限制和出口管制,最終在資金和技術雙雙被約束的條件下,從提高效率入手,取得令世界矚目的突破。半導體等行業也有類似情况,中國製造業對中端晶片的大量需求,提高了自主研發能力,其中或許有美國打壓的一份「貢獻」。
投資脫鈎對美國影響更大、成本更高。特朗普政府推動中美投資脫鈎,至少有以下幾方面成本。
首先,為規避美方對境外投資的限制,部分美企可能選擇將業務轉到國外,這與特朗普吸引製造業回流的目標背道而馳。美企在中國市場的年度銷售額逾數千億美元、利潤逾數百億美元,銷售和利潤返投於美國業務。若美國投資禁令落地,而美企又不想放棄中國市場和利潤,將相關業務(特別是與實體有關的)轉移是一個選項。這不是美國投資政策制定者想看到的結果。
歐日澳加強與華合作 符雙方利益
其次,當美國政府推動投資脫鈎,其他國家投資者將取代美企,同時與中國展開技術合作,這對美國意味着雙重成本。倘美方繼續限制資金流向中國,不僅美企會丟失市場分額,遏制中國技術進步的目標也有大機會落空,這樣美國的損失會加倍。
歐洲、日本、澳洲等與華有密切投資經貿關係,加強合作符合雙方利益。例如大眾汽車供應鏈中有很大一部分在中國,其汽車銷量裏的40%銷往中國市場。又如,2023年日本在華投資存量為1315億美元,投資量超過美國投資者。再如,澳洲出口量裏約35%銷往中國。中國擴大開放、與他國分享增長紅利,對這些國家的投資者有吸引力。各國將在何種程度上追隨美國政策,並不確定。
再次,美國不富裕的消費者要為本國激進的投資政策支付高成本。中國的大市場和生產能力,降低了製造品和技術品價格,使之成為普通人能夠消費得起的商品。美國2019年一項研究發現,2000至2007年,與中國貿易的增加使美國普通家庭的年購買力提高了1500美元。同樣,因為中國在全球製造業產業鏈佔重要位置,當美方實施激進脫鈎的投資政策,全球產業鏈將不可避免受影響。這會推高生產成本,美國通脹風險或再次上升,因此最受影響的是美國不富裕的消費者。
另外,投資脫鈎對美國還意味着巨大的聲譽成本。美國要守住資金和技術優勢,須維持外國投資者對美國經濟的信心,聲譽是「溢價」的關鍵。
當美國只從本國政治利益出發考慮問題,在投資問題上實施國別歧視政策,很難令其他國家覺得自己可以豁免。外國投資者要做出什麼樣的讓步,方能滿足美國在投資准入中的標準?已享受寬鬆政策的國家,「例外待遇」能持續多久?未來是否會有附加條件?美國政策的善變,給外國投資者帶來極大不確定性,而這會削弱美國作為投資目的地之吸引力。
最後,中國的反制會增加美國投資政策成本。以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的貿易衝突為例,美國有研究認為此次衝突導致美國約30萬個工作崗位流失。進一步的投資脫鈎,對美國的中小企業、農民等主體都是災難消息。
對美方政策 中國有充分應對手段
綜上,美方推動脫鈎的戰略過多地攙雜了非經濟因素,無論是人為阻擋資金逐利,還是嘗試打擊中國基於資源稟賦的實體優勢,抑或是對美國製造業「拔苗助長」,都不是基於現實情况的選擇,如此戰略甚至有強大的反作用。計算脫鈎的損失和代價,說明兩國需承擔不對稱成本,目的是對美國投資政策的制定者給予善意提醒。同時,中國對美國政策的不理性也有充分估計和應對手段。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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