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筆者過往文章已解釋，若地產業界和特區政府在去年2月肯採納筆者建議，留下部分樓市「辣招」作日後「築底」用途，以香港銀行業頗高的21.1%資本充足比率，應足以承受樓價累跌50%所帶來的呆壞帳撥備，從而避免全面金融風暴。不幸的是，無論「誰對誰錯，誰累人誰無辜」，香港作為一個整體，已因過早全面「撤辣」而放棄此築底策略。這將意味香港整體經濟需承受此一選擇的後果，即除非有極大的超級利好，政府已「無招守險」，以致「樓價超調」、數年的「樓價下跌期衰退」和另外數年的「災後衰退」，恐是無可避免的現實。
更糟的是，當住宅樓價累跌幅度不止50%，而是60%至75%，再加上辦公室樓價仍在「爆雷」途中，香港商舖、小巴、的士、車位貸款及內地貸款的呆壞帳仍將陸續浮現。銀行業21.1%資本充足率恐不足以應付未來呆壞帳撥備，進而引發全面金融風暴，已變成不可忽略的可能。
由於此可能是災難性的，香港政府作為一個穩健的政府，總不能「等運到」，博此可能最終不會發生。因此，採納筆者前文建議，以壓力測試迫使銀行提高資本充足比率，至能夠承受住宅、辦公室及商舖價格累跌75%的衝擊，才是最穩健的選擇和做法。
銀行呆壞帳 或引發另一惡性循環
須指出的是，即使政府能夠透過該壓力測試建議，成功預防全面金融風暴，即避免了去年12月20日筆者在《明報》文章所述的第二個惡性循環（〈香港樓價「超調」幅度與「全面性金融風暴」風險〉），還是阻止不了該文所述的第一個惡性循環，即日後各銀行呆壞帳仍需從其利潤扣除，以致各銀行日後利潤大幅倒退，繼而出現大量虧損，進而使派息一降再降、本地銀行股價腰斬後再腰斬。這將引發本地公司股價續跌，股市、債市、匯市和其他資產市場「斬倉盤」湧現和沽空急增，本地企業壞消息不斷出現，從而造成樓價再下挫和後續眾多惡性循環。
除了上述惡劣情景，筆者的系統研究亦顯示，香港稍後或將出現遠比現今許多人已大幅下調預期更糟的情况。比如說稍後的企業倒閉潮、大面積裁員，及失業狀况將遠比許多人現今可以想像的為差。
企業倒閉潮 恐比想像中嚴重
以企業倒閉潮為例。除了正常的原因，即企業因後續經濟衰退造成生意不夠而倒閉，還有另一個更大原因，就是企業因投資失敗、欠款過多，或已在無力償債的邊緣而倒閉。其實這些情况早前已初現苗頭，不過尚遠未發展到未來數年或1997至2003年般嚴重。以近年凱施餅店或某連鎖健身公司的清盤倒閉為例，驟眼看是生意不佳所致，但也有可能是投資損失過重和欠款過多；其次是過往透過發出餅卡或會員卡所收並花掉的錢，已成為其後營運上的負擔。
在1997至1999年間，筆者曾在中銀香港的港澳管理處工作，有一天突然要開會討論是否要救「三商行」，並將討論結果匯報上級作最後定奪。結果開會後決定不救，以致「三商行」後來終需倒閉。綜觀「三商行」的問題，就是企業債務和能否付息，才是企業會否倒閉的最大主因。
考慮到現在許多人仍未意識到這個更大的企業倒閉原因，仍低估未來經濟衰退程度和長度，以及消費萎縮、消費降級、北上消費只會繼續和加深，再加上1997至2003年的大量企業倒閉潮經歷，筆者相信，儘管許多市民、企業、投資者和政府最近已大幅調低其預期，但仍是嚴重低估稍後的企業倒閉潮，及其引發的裁員和失業。解釋了問題的嚴重性，日後才可談紓緩建議。
另外，由於港府的龐大財赤，雖然公務員不會被裁，惟政府或會在未來數年衰退期削減半公營機構（如生產力促進局）經費和資助機構（如演藝學院）的資助。1997至2003年間，生產力局就因經費被削而裁了不少員工。所以半公營機構和政府資助機構未來數年的裁員壓力，亦會遠超許多人現今預期。
大面積裁員和星港兩地經驗
更重要的是，根據筆者的系統研究和相關經濟理論，大企業為吸引較優秀員工、留住他們、使員工安心工作，及提高他們的忠誠度，會盡量令員工相信其工作是安全和穩定的，這包括避免在一般經濟衰退時裁員；即使是蕭條級的經濟大衰退，也會選擇撐到最後的一批企業實行裁員。
換言之，大企業在一般經濟衰退時，是有相當大的長遠「大裁員名譽成本」（reputation cost of massive layoff），以致其寧願忍受短期的冗員和較高工資成本，也不裁員。惟當出現經濟大衰退，許多中小企和財困的大企業開始陸續裁員，仍有盈利和能夠撐得住的大企業開始發現其「大裁員名譽成本」已顯著下降至近乎零。更糟的是，裁幾人和裁幾十人甚至幾百人，也是牽涉差不多的「大裁員名譽成本」，以致大企業要不就不裁，要裁就是幾十人、幾百人的「大面積裁員」。
在1997至2003年因樓市泡沫爆破引發經濟大衰退的香港，起初就是許多中小企和財困大企業陸續倒閉，隨後就是生意不佳和虧損嚴重的大中小企業被迫裁員，以及各半公營機構和資助機構因政府削減撥款而被迫裁員，以致當年失業率持續飈升至4%、5%甚至6%。於如此惡劣的就業市場，有盈利和能夠撐得住的大企業，也開始意識到其大面積「瘦身」或裁員的「名譽成本」已大幅下降至近乎零；加上業績和盈利下降壓力，遂決定大裁員，以致當年失業率進一步升穿7%，至7.9%，就業不足率亦持續攀至3.5%。由於董建華政府的低水平經濟團隊不懂如何處理，董本身更不懂，失業和嚴重衰退就成了其後他「腳痛下台」的主因之一。
儘管當時新加坡的泡沫和爆破比香港小，但由於鄰近泰、印、馬、菲等亞洲金融風暴中心，其大衰退和大裁員壓力並不比香港為小。不過新加坡當時卻公布了頗有效的幫扶企業措施，當中包括把企業為員工繳付的公積金邀交率即時由20%降至10%（這會即時降低各企業約10%工資支出）。由於星洲政府已公布這一系列幫扶措施和工資減免，那些能夠撐得住的大中小企業也「不好意思」裁員，否則將很難看——亦即這些措施維持甚至推高了各企業的「大裁員名譽成本」，從而進一步避免了香港式的「部分企業裁員→降低餘下企業的裁員名譽成本→更多企業裁員」惡性循環。
新加坡當時的結果是：一方面很多企業因工資支出下降和政府其他支援措施，得以度過危機；另一方面，僱員公積金戶囗雖暫時少收企業的供款，但拿回家的工資（take-home pay）仍是一樣，更重要的是人人均有工做。相比香港式的「未被裁者雖可避免10%基本工資削減，惟有10%僱員會被裁」，兩者比較，星洲的結果當然好得多，也值得港府在恐怕即將到來的大衰退參考，並設計類似措施。
（聯絡電郵：ASLYip@ntu.edu.sg）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和浸會大學經濟系兼職講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前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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