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世界已變，二戰後國際政經秩序及獨特地緣中立地位造就的香港繁榮，已成過去。儘管擁有他人羨慕的軟硬件——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資產管理中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穩健的專業與管理服務、國際海空運樞紐、國家唯一普通法區、亞洲重要仲裁中心等——但近年市道欠佳，內部投資與消費放緩，政府連年財赤，企業財困，處境弔詭。
美國發動關稅戰，主要打中國（含香港），更令前景不穩。處於時代轉角，香港須認真「體檢」、掌握機危、重整步伐。「求變」在社會上再無懸念，問題是「如何變」。
「過去成功」的受害者
過去剖析香港的「經濟病」，不少意見歸咎政府（1）不重視產業，任由它空洞化；（2）仍停留於「積極不干預」思維；及（3）不重視創新科技。這些批評或存在一定道理，卻不精準。
從前港英長期實行「小政府」，放任市場，缺乏產業政策，但上世紀70年代後期已有調整，曾嘗試推動工業多元化（那時新加坡也做類似部署），卻很快不了了之，主因是中國內地改革開放，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土地及優惠政策，港商紛紛將生產北移。
本地經濟全面走向第三產業，包括金融，配合內地發展需要及外資打入中國大陸市場，客觀上可說乃區域分工的結果。今天服務業已佔香港GDP（本地生產總值）之94%，不可能簡單地再工業化。
1990年代港英晚期，時任財政司麥高樂已指積極不干預主義過時。曾蔭權當特首時，申明積極不干預不是政府決策所依，惟當時不少經濟學者仍動輒質疑政府過多干預。由梁振英特首至今，歷屆政府強調「有為」，所以問題已非政府仍「躲起來」，而在於是否善於干預、勇於拆牆鬆綁。官僚往往靠規管和派錢撥地手段，未能摸透市場在地之複雜，時有「if it's not broken, why fix it?」（不爛就不修）的迷思。
香港回歸後董建華首屆政府提出發展創科，卻遇上亞洲金融風暴及科網股泡沫爆破。當時工商界有譏諷「high-tech揩嘢，low-tech撈嘢」。企業看不到發展新產業的誘因，一旦經濟復蘇又故態復萌，一窩蜂搞房地產，追求快而高的利潤。全球金融海嘯之後，曾蔭權推六大新興產業（註1），惜戰略力度不足、市場業界欠熱，只聞樓梯響少見人下來，錯過產業結構轉型契機。
董建華時已開始籌建西九文化區，打造文化演藝盛事之都；曾蔭權時銳意發展郵輪旅遊，使成為亞洲主要停靠港——皆具遠見，本可吃盡天時地利，惟落實蹉跎費時，至今未竟全功。1997年香港推出「八達通」，乃世界上非接觸支付的先行者之一，惜未敢進取擴大應用及追上智能科技，為後起的平台所超越。
總的教訓是：香港成為自己過去成功的受害者（victim of past success），易於自滿，以為坐享內地發展之紅利便「躺着」也會贏。從前經濟起飛時的勇闖及「can do」精神削弱，政商生態變成頻向中央爭取惠港政策，體制上「香港速度」大不如前，且回歸後社會泛政治化，有時議而不（敢）決，有時讓程序凌駕結果。
研發長期落後
21世紀新經濟主要靠高新科技，由R&D（研究和發展）驅動，但香港的研發投放（政府加業界）長期落後於其他城市。缺乏製造業，盈利不用靠產業升級，企業行為追求短利，自然不會有誘因投放資源予研發。近年特區政府已增研究開支，惟研發佔GDP只是1.11%（2023年），相比深圳6.46%、上海4.34%、北京6.73%、杭州3.9%、新加坡2.02%；而中國內地平均為2.68%、美國3.36%、韓國4.93%、以色列5.56%。
本港初創生態環境也一直落後，近年才急起直追，但難短期扭轉劣勢。按「2024年全球初創生態環境」（Global Startup Ecosystem）排名（註2），新加坡居第7位，北京第8，上海第11，深圳第28、杭州第36，而香港不入前40名；亞洲區內排名，新加坡第1，北京第2，首爾第3，東京第4，上海第5，深圳第8，杭州第9，而香港第11，在「新興生態環境」排行榜則名列第3。
為何香港擁有世界級大學群（當中3所常列全球50大，另兩所也入全球百大）、基礎研究出色、生產論文無數，卻帶不起創科表現？按WURI（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for Innovation）2024年全球300強創新型大學排名（註3），香港入榜百大的僅有一所（香港科技大學，第90位；而首爾國立大學及新加坡國立大學分列第16、17位）。本地產學研脫節、研究成果轉化為技術不順、欠缺協同的生態環境，乃另一短板。
杭州、深圳及新加坡經驗
「杭州六小龍」橫空出世，絕非偶然，乃基本功所成。杭州經驗在於重研發、重轉化，政府資金與社會資本以「1對5」聯手推動投資，從論文中找項目，企業看長遠，有表示「每賺1元用9毛錢搞研發」。政府助力技術轉移轉化，促進由「書架」至「貨架」的鏈路。
再看深圳經驗，持續增長研發使它取得「智造」優勢（如新能源汽車）。作為經濟特區，深圳一直對標香港和新加坡，吸收最新經驗以改革制度與辦事方式，既積極招攬海歸人才，也重視本土培養，敢闖敢試，以其體制的超前開放（相對內地其他城市），吸引科創民企落戶——華為、騰訊、比亞迪乃表表者。到今天，「深圳速度」已超越香港，釋出龐大內生動力，就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但香港的思維和體制卻逐步固化。
新加坡與香港長期處於瑜亮之爭，兩者制度、人才優勢和面對的外來挑戰相若。踏入21世紀，新加坡在宜居、教育及創新已優於香港。香港經濟突破乏力、政治內耗，而新加坡居安思危、具強烈發展意識、追求最優秀（註4），視每次外來危機為改革躍升機會。
心態和生態須變
香港經濟病的主要問題在於固化。今地緣政治逆變、中美「脫鈎」，既受西方邊緣化，相對內地城市其比較優勢又下降，香港再不改革只會衰落，但莫妄自菲薄。求變不能靠口號，需講謀略，更需改變心態和生態，要有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幹勁，肯作長期打算。這也是對政府領導力的要求。
香港常稱「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但「超級」仍在？哪些重要方面有他人增不了之「值」？字節跳動以TikTok打進國際市場，不用透過香港。除了在港上市融資，內企大戶還靠香港哪些供應鏈及增值服務？若香港再無中介立足處，便難有獨特角色，可被取代。
變局中重塑中介角色（re-intermediation），要回答3個根本問題：（1）國家今天高度發展，內企「出海」已成趨勢，為何仍需香港？是怎樣的香港？（2）美國與西方遏制中國，西方為何仍需香港？（3）亞洲、中東以至「全球南方」國家，過去香港忽視、一知半解，現在憑什麼吸引它們？
從前香港確乃進入中國大陸之門戶（gateway），惟今天外企可直往上海、深圳、重慶等內地重要城市，上海長三角更屬中國經濟心臟，那為何經由香港「中介」較為可取？香港宣傳「亞洲國際都會」20多年了，但論「亞洲性」，不及新加坡，東南亞國家多視新加坡模式有發展借鑑的作用。而香港除了金融中心，還存在啟發亞洲的發展經驗嗎？皆需反思，不能一廂情願。
為何仍需要香港
最終看能否連結金融、人才及創新三大條件，起到「槓桿」效應。香港仍是人、物、資金、信息流通之樞紐。自由港不單指零關稅，更涉及市場開放、技術交流、言論資訊自由、文化思想前進、多元共融等。國家已踏上改革開放新台階，香港角色更形重要，但要擴大國際視野，能內地城市所不能。
貿易戰之下有危有機，《經濟學人》預期一些在美華企撤走並轉至香港上市、一些西方公司欲再尋「中國機遇」而駐港，美歐一些專才也會前來亞洲發展，均有利吸引外企以港為區域中心，惟香港首要自己「增值」。質比量重要，優秀的大學群吸納各地學研人員，應加強院校協作，形成知識樞紐，創建「香港學問」、「香港發明」品牌。打造人才樞紐，應放眼五湖四海，目前非本地生及「高才通」人才主要來自內地，不夠多元化。
香港創科實力在基礎研究，惟缺乏科企生產，應善用大灣區及香港中介特色，伙拍深圳等城市，搭建供應鏈上的轉化與融資平台；利用香港的國際聯通網絡和信譽，連結研究、技術、企管和投資人才，連結生產供應和用家市場，做強「轉化的中介」功能，並跨國向具潛力的初創者（包括過去未受注意的「全球南方」）提供融資和知識產權服務。
世界日趨分割，當好聯繫人、交流地，是變局下香港的中介任務。
註1：即在原有四大支柱行業（金融、貿易和物流、旅遊業，及工商業支援與專業服務）外，加上教育、醫療、檢測和認證、環保、創新科技，及文化和創意產業
註2：Startup Genome, The 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 2024, 10 Jun 2024.
註3：WURI, Global Top 300 Innovative Universities.
註4：從新加坡立國總理李光耀回憶錄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1st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2000）可見一斑
作者是前運輸及房屋局長（2012-2017）、香港教育大學前校長（2008-2012，時稱香港教育學院），現為教大公共行政學講座教授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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