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今年4月15日是第十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回顧過去數年，在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努力下，《港區國安法》按照香港《基本法》第18條列入附件三，在2020年6月30日於香港公布實施。其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條例》）透過本地立法形式，在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並於2024年3月23日刊憲生效，從而構建和完善了特區維護國安法律體制，為香港在「由亂轉治，由治及興」過程中打下了穩健根基。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其中一個備受關注的焦點話題。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丁薛祥的發言提醒我們：香港在發展的同時，必須時刻警惕外部勢力干擾。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在工作報告強調，檢察機關堅決維護國家安全，依法打擊各類破壞活動。這突顯了香港在維護國安中的重要責任。
國安法例靈活 緊隨社會變遷
美國著名法學家龐德（Roscoe Pound）的社會法學理論強調「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其目的是維護文明社會的存續。同時，龐德也主張法律應隨社會變遷靈活調整（law is a social institution to satisfy social wants）。《港區國安法》及《條例》作為中央為完善治港體系創制的成文法，透過遵循一國兩制原則和通過「中央全面管治權-高度自治權」的二元配置，實現了憲制秩序的動態平衡。
從過去幾年實施效果看，《港區國安法》及《條例》通過構建危害國家安全的罪類和罪行體系，有效阻斷了外部勢力、民粹主義干預香港事務的渠道。這種預防性的法治策略，某程度上就是「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及「法律應隨社會變遷靈活調整」的明證。
國安案件審判與公眾知情權
過去幾年，有關國安相關法例在香港司法實踐過程中，關於公眾知情權成為了一個討論話題。例如《港區國安法》第41條規定「審判應當公開進行。因為涉及國家秘密、公共秩序等情形不宜公開審理的，禁止新聞界和公眾旁聽全部或者一部分審理程序，但判決結果應當一律公開宣布」。第41條規定的「審理」，實際上是指案件立案後至宣告判決這一階段，法官對案件的司法過程，包括庭前和開庭審理；而「判決結果」的公開，實際是指對審判結果的公開宣告，包括對案件的事實認定、法律適用、量刑考慮及被告是否定罪。
在過去幾年涉及國安罪名的數百宗案件中，司法機構透過允許媒體記者及其他人以旁聽、報道相關案件過程和結果的形式，令審判過程和判決結果公開，確保了公眾知情權。國安相關案件基於案件性質、複雜程度及定罪後可能判處的刑罰等因素，會在裁判法院、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原訴法庭審理（詳情請參考《裁判官條例》）。
按照香港司法慣例，對於在裁判法院審理的案件，司法機構因需審理大量案件及案件相關程度較為輕微，而不一定會選擇公開相關判決書，這導致一些在裁判法院審理的國安相關案件，例如小部分煽動罪（註1）相關的判決書，未能公開查閱（如蔣頌生案(註2)，案件編號WKCC 3129/2021）。
對於這類案件，公眾及學界往往只能透過旁聽的媒體記者之新聞報道，了解部分判決內容。然而，記者的報道偏好及其自身在法律相關的專業程度之參差，會影響所報道案件內容之準確性和全面程度，從而導致以新聞報道作為單一信息來源的公眾和學界，對案情之了解可能出現偏差，引致一些問題。
例如從法治層面而言，法院的小部分判決書未能公開查閱，特別是涉及國安案件，可能會影響公眾對相關法律、判決和量刑準則的掌握程度。對公眾而言，知情權的部分缺失，可能導致公眾未能全面清晰了解相關罪名「紅線」所在，特別是在與市民比較相關的煽動罪上。對法學研究者而言，其因所取得的公開資料相對有限，有機會影響法治建構和研究工作。因此，相關部門未來可在上述事宜有更多探討。
無論是特區政府官員還是社會巿民大眾，都需明白加強和完善國安法律建設及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高市民的國家安全和守法意識，是維護國安的重要保障。
註1：雖然舊的「煽動罪」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危害國安罪名，即不是《港區國安法》所規定罪名，而是列於《刑事罪行條例》，但終審法院在HKSAR v Ng Hau Yi Sidney [2021] HKCFA 42中裁定，舊的「煽動罪」屬危害國安罪行之一。其後，特區政府為履行《基本法》第23條憲制責任，修訂了舊有的「煽動罪」，並透過《條例》制定新的「煽動罪」。
註2：蔣頌生案是《港區國安法》頒布實施後首宗煽動刊物罪相關判刑。
作者是香港大學公法學博士候選人、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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