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我們常常拿香港與新加坡的金融業比較，得出香港更為優勝的結論，卻忽視了一個重要現實：金融業是香港最核心競爭優勢和GDP（本地生產總值）佔比最大的產業（2023年約25%），卻只是星洲數個優勢產業之一，甚至並非最核心競爭優勢。港星同為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但星洲製造業對GDP的貢獻超過20%，遠超金融業的13%（2023年），是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關鍵節點、亞洲區的核心生物醫藥研發和製造中心，其精密機械及設備、石油化工等產業也在全球佔一席之地。
而該國依託本地強勁的製造，衍生出多元且扎根本地的生產性質服務業。例如新加坡出口中，逾60%是本地生產產品，為其國際貿易和物流業發展提供了堅實根基；而製造亦為科技、金融及其他生產服務業提供了本地轉化應用的平台和場景，產業結構呈現多元化、實體化特徵。我甚至能在超市買到星洲出口香港的雞蛋！
而本港產業結構愈來愈「金融一枝獨秀」，製造業對GDP貢獻僅僅1%，科技成果的產業化缺乏本地產業基礎和場景。亦因製造業極薄弱，經香港出口的產品中不到1%是本地生產，貿易物流業高度依賴外部貨源和市場，易受外來衝擊。2005年貿易物流業對GDP的貢獻達到頂峰的28.5%，成為本港最大產業；但至2023年下滑到18.8%，幾乎跌了10個百分點。與製造緊密相關的其他生產服務業，過去20年也不斷萎縮，整體產業結構呈單一化和空心化特徵。結果便是香港社會結構日益兩級分化。
兩種不同發展邏輯
曾經，港星兩地都是單一的轉口貿易港，並在二戰後走向工業化，作為「亞洲四小龍」成員崛起。那時兩地產業結構類似，本港人均GDP更高過新加坡。而今日，除了經濟結構上的明顯對比，星洲人均GDP比香港高了足足七成！
是什麼原因導致兩地今日的差距？我認為，正是兩地在發展路徑上的不同選擇。我在上周比較了「需求驅動」（demand-driven）與「願景驅動」（vision-driven）兩種發展模式，簡單來說有三大根本區別：
其一，需求驅動模式立足於市場當前需求、預測未來需求，找到路徑去滿足未來需求，其邏輯是從目前推導到未來；願景驅動則是從未來願景倒推回現在，即政府提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願景，找出路徑去達至願景。
其二，需求驅動是資源分配跟着需求走，市場需要什麼，資源就流向哪裏；願景驅動是主動引導和塑造需求，用資源分配來帶領需求走。
其三，需求驅動以供需平衡為目標，未來走到哪裏算哪裏；願景驅動模式則以預設的願景為目標，清晰指明經濟和社會發展方向。
兩種模式各有利弊，前者立足現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順勢而為、回應需求，很少會出現不切實際的目標和不符效益的投入。惟這種模式缺乏前瞻性和策略性，被市場牽着鼻子走，難以應對未來顛覆性的變化和挑戰，並可能導致社會發展的不平衡。
而在願景驅動模式下，願景很遙遠，甚至渺茫，投資風險很高，能否實現很難預料。這極為考驗政府的長遠判斷力和策略眼光，以及引導和凝聚社會力量去面對風險、走向願景的能力。
兩種模式下的產業發展路徑
港星兩地經濟結構從類似到後來分道揚鑣，原因正是發展路徑的不同選擇。
1960年代新加坡獨立後，隨即在強政府的引領下，制定長遠產業發展願景，即發展先進工業，推動產業結構多元化、科技化。在該願景驅動下，星洲之後制定了4次產業升級計劃，並將金融、土地供應、基礎設施、人力資源體系等，作為相配合的政策工具。經歷一次次轉型陣痛後，該國成功實現從轉口貿易港到高科技與金融並重的轉型，構建多元、均衡、高增值的產業結構。
以石化產業為例，其政府於1960年代採納荷蘭經濟學家Albert Winsemius的工業化方案，將石化工業列為四大重點產業之一，並制定產業發展路線圖，於南部海邊建立煉油廠，發展重工業。同一時期，本港工業化亦如火如荼，但因順應市場選擇，僅僅停留在出口導向的輕加工製造。
1980年代開始，星洲一步步推動石化產業向下游延伸，聚焦高附加值石化產品，並於2000年裕廊化工島建成後匯聚國際巨頭，整合上下游供應鏈，成為全球高端石化產品供應核心基地之一，衍生出「石化＋貿易物流」、「石化＋金融」、「石化＋創科」等一系列扎根本地的相關高端產業集群。
過往，我曾數次聽到港人嘲笑新加坡在海邊建煉油廠、在海島搞石化。這些港人眼中的荒謬「願景」，卻成為該國今日的國際競爭優勢和多個高端產業發展根基。而同期的香港跟隨市場選擇，將製造業移出本地，一步步走向「去工業化」，聚焦服務業，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卻也面對今日產業單一化、空心化困境。儘管本地科研有國際競爭力，惟缺乏產業化的土壤。
願景驅動 需頂層設計和長久貫徹
長期以來，在「積極不干預」管治哲學下，香港城市發展乃至整體公共政策制訂的最典型思維，是需求驅動模式。這種模式立足現實需求，風險有限，企業能夠快速走位，政府順勢而為。香港在這種模式下經歷幾次經濟轉型，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可謂香江奇蹟。但市場是逐利的，看得見的利益才能夠吸引足夠多的市場興趣，達到關鍵臨界量（critical mass），形成產業趨勢。而那些需大量投資、長遠籌謀、承擔風險、耐心等待的產業，於這種模式下難以成長起來。
由於缺乏有遠見的願景和宏觀謀略，香港政府長期在產業發展願景規劃和路徑選擇上缺席，於1980年代勞動密集型製造環節移出時，無採取適切措施，藉機推動本地高技術、高增值製造的發展，而是跟隨市場選擇，任由製造業流失，導致製造業全面空心化，科技產業也失去了發展根基。國際金融中心的輝煌，難掩今日經濟結構單一化、實體產業空心化、經濟新增長點難以形成的現實。
而新加坡在願景驅動模式下，過往不得不多次經歷痛苦轉型，卻在今日見到多元、穩健的經濟結構。
回顧兩地產業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在從前的國際環境下，我們也許難以評價兩種模式的優劣；惟在目前國際格局下，沒有願景的驅動和頂層設計指引，顯然已難維持並創造國際競爭力。
其實香港回歸以來，歷屆政府並非從未提出過產業發展願景。比如董建華時代提出過發展科技產業、打造亞洲文化藝術樞紐等；而香港今日有科學園、數碼港、西九文化區，均是在董先生年代奠定的根基。只可惜，董先生制定的願景在金融風暴和SARS衝擊後，未能持續貫徹落實，香港又走回了市場驅動的老路。之後的政府雖也曾提出產業願景，比如曾蔭權時代提出過六大產業等，但均無頂層設計的支撐和長久貫徹落實，願景未能成為發展的驅動力。
走向雙輪驅動發展模式
這一屆香港政府相繼推出一系列發展藍圖，並提出「基建先行，創造容量」，意味着我們開始引入，或者嘗試接近願景驅動模式。我在上篇指出，願景驅動的發展模式並非單純提出一個宏大目標，而是必須同時提出實現願景的頂層設計，包括路線圖和時間表；於該模式下，金融、城市規劃、基建建設、人力資源等均成為實現願景的工具和手段，成為路線圖中的重要內容。我將在本系列未來數篇中，分析土地供應、基建、房屋建設、金融如何成為頂層設計的內容，及達至願景的手段。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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