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美國「Signal門」泄密事件仍在發酵。當傳媒持續關注事件引發的政壇動盪和美歐齟齬時，已經有不少人開始反思其背後的科技倫理等深層次問題。
據時政雜誌《大西洋》月刊總編輯戈德堡披露，在美國3月對胡塞武裝組織發動軍事打擊之前，他被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華爾茲誤拉到一個名為「胡塞PC小組」的Signal聊天群組。該小組由18名美國高級官員組成，包括副總統萬斯、國務卿魯比奧、防長海格塞斯、中情局長拉特克利夫等。聊天內容不僅涉及美軍空襲胡塞武裝的計劃，還包括萬斯「討厭再次幫歐洲解困」等言論。
事件曝光後，筆者一邊哂笑如華爾茲這般人物（或許是其助理）也會犯「手滑」這樣的手機操作低級錯誤，一邊也跟大多數人一樣質疑：為何美國高官要在Signal討論如此機密事宜，而不是在白宮戰情室或使用專門的敏感信息隔離設施（SCIF）？
其實，Signal由於其端到端加密技術，近年一直受到政界、傳媒界青睞。所謂「端到端加密」，就是指Signal上所有通訊內容都只有發送方和接收方能夠解讀，中間傳輸的服務器、營運商乃至Signal公司自己都看不到，而且還可以設置「閱後即焚」功能，且所有代碼開源，全球安全專家或黑客都可以檢查其是否存在漏洞。
這種卓越的隱私保護能力，使記者、政治人物等諸多處於敏感位置的人使用Signal來保護自己的通訊安全。不僅馬斯克、斯諾登（Edward Snowden）都曾公開推崇，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在上周國會聽證會也表示，Signal被預先安裝在政府設備上。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其嘲笑特朗普政府是「草台班子」，不如反思在這樣一個數字化、智能化的科技革命時代，人們對便捷性的追求、對科技的信任與倚仗，是否已經超越了對數據安全的重視、對科技應用與科學倫理之間的平衡。
過度依賴AI 或削弱人類判斷力
尤其近幾年生成式人工智能（AI）研發呈爆炸式增長，愈來愈多政府部門、公共機構接入ChatGPT、DeepSeek等AI大模型。誠然，AI正深刻賦能政府決策與公共治理體系革新，通過海量數據處理與智能建模，可顯著縮短決策周期，令資源配置更加高效，並且還能使政策制訂突破人類的經驗局限，提升其前瞻性與精準度。
然而過度依賴AI，可能削弱對複雜問題的人類判斷，尤其在應對像「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這樣需要政治智慧與價值權衡的領域時，更顯被動。更何况，目前的AI軟件尚普遍缺乏辨識信息真偽的能力，甚至為迎合用戶而隨時改變立場和答案，乃至編造虛假內容。筆者近期就不止一次遭遇AI軟件「造假」，其提供的資訊幾乎以假亂真，以致筆者花費更多時間和精力來驗證，更不敢相信若以之為依據得出的結論將是何等謬誤。
須釐清AI發展與治理的平衡
「Signal門」不僅是一場美國政壇風暴，更再次揭示「數字時代」對公共決策的全面重塑，提醒人們必須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盡快釐清AI發展與治理之間的平衡。譬如，被視為最完善的「阿西洛馬AI原則」（Asilomar AI principles），早於2017年就已被提出並簽署，惟其落地實踐至今仍相當有限。最新體現就是在今年2月巴黎AI行動峰會上，美英拒絕簽署大部分與會國家和國際組織都同意的AI全球聲明。
香港目前也積極推動AI發展，今年政府財政預算案還宣布成立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既然「深化國際交往合作」是中央賦予香港的新定位，不妨利用自身融會東西的優勢，促成AI治理原則盡快落地，成為國際通用的具體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這既是為全球AI治理貢獻「香港智慧」，也能為國家參與「數字時代」規則競爭提供戰略支點。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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