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醫務衛生局日前公布公營醫療收費調整的詳情，急症室收費、病牀收費、專科門診病理檢驗按項目收費等調整，將於明年1月生效。這一系列政策，雖表面上旨在分擔公共醫療系統壓力，其背後卻隱藏着對基層和夾心階層市民的潛在損害，並可能帶來醫療延誤、成本上升等嚴重後果。
醫療服務作為基本民生需求，其收費調整應以市民福祉為首要考量。急症室收費由180元增至400元，對基層及夾心階層市民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這部分市民收入有限、生活捉襟見肘，額外的醫療開支可能導致他們在「睇醫生」與「保基本生活」之間面臨抉擇，不少或會選擇「捱一捱」而拖延就醫。
恐令基層市民延誤求醫 長遠反增醫療負擔
當局表示「危殆」及「危急」病人免費，但一些緊急狀况，例如高燒或胸口痛等，如得到恰當檢查和診斷或許不是大問題，但它們也往往會因延誤求醫而令病情迅速惡化，這些潛在風險誰能輕視？若市民因費用問題對「緊急」病况掉以輕心，後果不堪設想。
病人因延誤就醫而使病情惡化，最終不僅對患者造成更大傷害，還可能增加醫療開支，長遠而言反加重公共醫療系統負擔。這種「省小錢，花大錢」的結果，難道是當局樂見？學術研究多次證實，醫療延誤會顯著增加病情惡化風險，而經濟因素與更高的住院率和死亡率有直接及顯著關聯；同時，延誤醫療可能令輕症轉化為需要急診或住院的重症，令醫療成本大升，亦是不同研究的共同結論。政府決定增加公營醫療收費時，如何平衡未來或會加劇的系統壓力和市民健康風險？
新收費對專科門診的病理檢驗設立了3級制，即基礎項目免費，進階項目收50元，高端項目收200元。醫生建議做檢查，往往基於對病情的專業判斷，例如超聲波或基因檢測，都是為了及早和更準確診斷疾病。新收費制度或會打擊基層及夾心階層市民做檢查的意欲，導致一些潛在健康問題無法及時發現，實在本末倒置。
盧寵茂局長在記者會又說：「如果有位病人連500元都付不起，我猜他應該很大機會符合豁免機制。」這種說法反映他對基層市民的現實情况完全脫節——基層市民的困境並非「完全付不起」，而是每一筆額外開支都要精打細算，拿去檢查可能就要在飲食或教育上節省一點。當急症室收費400元，或要花500元做磁力共振，他們會想「不如慳番啦，可能唞吓就冇事」，錯過最佳治療時機。這些想法正是加價政策的最大隱憂，不知局長能否體會？
或掀私營醫療加價連鎖效應
公營醫療加價的另一潛在影響，是私營醫療機構加價的連鎖效應。作為價格參照的公營醫療收費上升，部分市民又從公營醫療轉向私營，致需求增加，私家診所和醫院價格幾近必定上漲。這種情况對夾心階層市民尤其不利，他們既無法負擔昂貴的私營醫療費，又因公營醫療加價而難以得到及時治療，處於尷尬境地。市民求醫的選擇進一步收窄，基層民眾的健康權益將受到更大威脅。
當局多番強調，改變急症室收費是因為現時資源錯配，「睇急症與睇傷風咳是兩回事」。確實如此，惟這個問題不是出於普通科門診不足，或在深夜沒有選擇嗎？倘市民不用提早預約就可以到門診看那些小病，我頗肯定他們不會堅持去急症室。既不加強普通科門診服務，又怪要到急症室看小病的市民弄得資源錯配，十分不公道。
過去政府一直鼓勵市民及早求醫、「病向淺中醫」，這次調整收費卻對市民增加經濟障礙，跟其理念背道而馳。醫療政策應以人為本，而非單純的財務數據。市民的健康也不是一筆可以隨便計算的「成本」，而是整個社會運作的基石。我希望政府對調整收費可再思考。
政府缺諮詢 增市民疏離感
順帶一提，近年政府好像愈來愈不喜歡諮詢市民意見。早前的2元乘車優惠改革，討論了一整年，但從未正式就不同方案徵詢市民意見，相關乘車數據更在政策出台後才公布。如今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如出一轍，當局提及調整計劃雖已有一段時間，市民卻完全不知具體改動方向，無從提供意見。
官員坐擁高薪厚祿，政府即使面對財赤也不減薪，市民自然有更高期望。當局沒諮詢就直接宣布加價，難免令人感到不被尊重，也勢必加強對政府在財赤下「官員減人哋唔減自己」的觀感。
我對香港公營醫療向來讚譽有加，即使新冠疫情高峰期間輕症都要入院的處理，仍令我極度困惑，而政府又早早關掉公開檢討的大門，但整體而言，本港公營醫療在世界仍屬高水平。醫療融資討論、公私營醫療不均的情况已持續數十載，《哈佛報告》都已是25年前的研究。我仍然認為，若政府開心見誠、攤開數據出來與民共議，很多市民會願意分享看法、參與討論，並會找到各方都能接受，又可讓香港公營醫療維持高質素、可負擔的方向。現在單方面改變公營醫療資助額和市民承擔額，只會造成市民對政府制訂政策的疏離感。
作者是民主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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