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財政司長陳茂波在今年預算案宣布，為落實「無處不旅遊」理念及《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2.0》，來年會向旅發局撥款12.35億元。司長指，除加強推廣一系列特色旅遊項目（如熊貓旅遊）外，政府會更策略性地吸引為香港帶來顯著經濟效益的體育活動持續落戶香港，以進一步推動盛事經濟。
面對兩年多前「疫情結束但旅客未回來」的局面，政府於2023年舉辦了「開心香港」，亦在下半年開展了「香港夜繽紛」，後來「夜繽紛」推展至各區。到了去年中，政府更開始落實「無處不旅遊」的新目標。至於盛事，2024年盛事年表有多達200多項活動，今年上半年盛事也多達93項。
盛事發展 關乎合作伙伴
由政府帶頭推動盛事與旅遊，包括制訂清晰目標，以至加緊建成啟德體育園等硬件，在旅遊業重啟初期可能相當重要。惟盛事經濟與旅遊業，很大程度上是商業行為。這些經濟活動的最終成效，已超出政府落了幾多力，而是關乎合作伙伴的質素、其商業考量，以及社會是否有能力與意願配合。
就硬件而言，筆者身邊有參與啟德體育園開幕禮的朋友，都不約而同讚場地硬件是「世界級」。政府在前期亦動用了大量公務員多次演習，確保萬無一失。至於策略，除繼續做好疫情前已打響名堂的活動，目前當局在進一步發展盛事經濟時，似乎有以下部署：（1）以體育盛事為例，當局會與一些有經濟效益的體育活動（如已連續兩年在港舉辦的LIV Golf）發展長線合作；（2）擴大現有品牌活動的規模，例如今年七欖就會移師至啟德主場館舉行；（3）與更多國際品牌合作舉辦活動。
接下來，政府當然可更落力邀請國際知名的活動和搞手來港。然而，除非是像「18區日夜都繽紛」這類由相關政策局構思和協調的活動，否則大規模盛事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賴場地和主辦單位落實。除政府贊助的活動，盛事年表中更有不少活動是純商業性質。
啟德體育園建成後，如香港要擴大盛事規模，我們當然比疫情前擁有更優越條件。不過在談優勢的同時，我們也需認清香港在舉辦盛事時的先天局限：其一，香港本地大型項目、職業聯賽和文化產品不足；其二，本地觀眾數量不足以吸引國際盛事或巨星來港，香港需面向各地觀眾。正因如此，我們可預期觀眾來源會較混雜，會出現文化差異和爭議的機會亦更大。
正如筆者曾在專欄指出，鄰近的大型場地如東京巨蛋是以職業棒球比賽為定位，職棒已佔場地使用率約四成；加上日本本身有相當多文化產品，當地歌手的演唱會、電玩等商業活動，能夠令巨蛋維持很高使用率和知名度。反觀香港，由於本地文化體育項目有限，體育園運作初期是很需要透過吸引大型國際體育盛事及文娛活動落戶，以平衡收支和推高使用率。基於商業考量，啟德場地營運初期，場地營運者更可能要大膽讓一些無太多相關經驗的主辦單位嘗試。
盛事的商業考量與社會條件
以上周發生「趕客」風波的世界格蘭披治桌球大獎賽為例，主辦方之一F-Sports Promotions Limited據報去年才在港註冊成立。雖然組織負責人旗下公司有在內地辦大型桌球賽事的經驗，但對於在港辦賽事，又是否有足夠經驗？目前公眾仍未知道，當晚要求觀眾離場的公告是由哪個單位發出，以及是否單純翻譯出錯。如通告是由熟悉香港情况的單位發出，理論上英文版本不會以「宵禁」（curfew）為由驅逐觀眾離場。
事件反映了兩個商業決策上的問題：其一是主辦方可能有成本考慮，故在賽程上編得較緊密，在比賽超出預期時長後，亦無法果斷決定是否需延長租用時間；其二是場地方面欠缺有經驗、對特定項目有知識的管理人員，協助主辦方決策。例如，桌球比賽傳統上不設時限，假如場地方有相關知識，可能就會及早發現租場時間未必能夠應對長盤制（long game）會出現的變數。故有學者指出，香港在發展體育產業上，仍欠缺各類管理體育項目的專才。這些專才不但要熟悉商業運作，還需了解特定項目的特性。學者意見亦帶出了一點，就是盛事經濟的成功，本身是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不是政府猛推就必定成功。
政府有何角色
經歷美斯事件後，對有政府資助的賽事或項目，局方正研究機制檢視有關合約條款，避免香港形象受損。據報這次桌球大獎賽已獲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頒發「M」品牌認可，並可獲得上限1700萬元的補助金。上述檢視機制，目前是否在運作當中？雖然根據機制，局方會檢視賽事及報告、監察和評估活動安排，再決定最終資助金額，但這已是事後補救措施了。假以時日，當啟德場地贏得口碑後，成功邀請知名主辦方的機會當然大增；惟場地營運初期，要吸引有實力的主辦方或演出者，難度是最高的。
政府在發展盛事經濟與旅遊業的角色，可歸納為「steering」，即提出方向、策略和帶領；至於「落手落腳」的工作，商業機構更能掌握市場反應，由政府來做反而事倍功半。以熊貓經濟為例，說到韓國的熊貓經濟，大家會聯想到「福寶」與飼養員的感人電影。紀錄片是由曾經飼養福寶的愛寶樂園發起，並非官方牽頭。
策略層面上，有關當局仍有可以加強的地方。記得去年當局才興致勃勃提出每月都要有煙火和無人機表演；直到近期，旅發局又把表演改為「精準發放」，在特定日子才舉行。若非因為政府財赤，當局會否主動檢討活動吸引程度？當初決定要每月放煙火時，有否做市場調查？同樣問題也出現在熊貓經濟上——近來在街上出現的熊貓數目愈來愈多，就連郵筒和巴士都出現了熊貓公仔。去年底「大熊貓安安可可首見公眾」，理論上應是推動熊貓經濟的高峰期。目前為止，相關活動及產品帶動了多少收益？過了這個高峰期後，熊貓經濟的話題如何延續下去？
在推動盛事與旅遊上，政府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角色是「steering」；未來政府不少項目（如北都發展），都需有商界和社會參與。惟只看到一些名目就貿然投放資源，並非好策略。其餘的部分，除了是要令商界覺得「值得投資」，就是要讓社會有意欲和條件配合政策方向。
作者是公共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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