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制度和文化對社會及經濟發展影響至大，這本是清楚不過的，有一門經濟學就是制度經濟學，劍橋大學早於2005年就創刊了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Robert Fogel和Douglass North都是制度經濟學大家。去年諾獎經濟學得獎人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和James A. Robinson（下文簡稱「AJR」），亦是憑研究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關係獲獎。至於文化，芝加哥大學早於1952年已發行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也是重要學術期刊。制度和文化之間關係非常密切，關心政策和人類福祉的朋友，有必要認識此兩者的關係及如何影響人類命運。
公平開放制度 最有利社會經濟
一般而言，公平、開放的制度最有利經濟發展及社會和諧。所謂公平，即是沒有人有特權，大家公平競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交易都是你情我願，資訊透明。所謂開放，一指包容（inclusive），人人都可參與公平競爭；一指制度設有自我完善、因時制宜的機制。任何制度運作起來都難免遇上問題，開放的制度容許改革，不會一成不變。
一些社會有固有利益把持了權力運用，長期鞏固和延續自己的固有利益，絕對不容許其他人動他們的利益分毫。這就形成了極度封閉的制度，社會無法進步。
有人或會以為世襲的帝制就是封閉、民主選舉就是開放。然而在「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文化下，皇帝都可能因文化的影響而變得開明，並虛心取納諍言。在重視金錢、重視享受和自私自利的文化下，民主選舉可以演變成金權政治（plutocracy）：任何競選總統的人都要投入巨資到選舉工程，無法擺脫金主要求，最後政策都向金主傾斜；主政政黨可以改變，政策卻始終為金主服務，而不是平民百姓。
私有制和市場對國民福祉十分重要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明顯加快，民企創新、制度創新驚喜頻現，原因是在中央集權計劃經濟下，民間創意無法釋放，因為每一個人要做什麼、怎樣做，都由上級規定了。相反，在自由市場裏，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法律容許的空間發揮自己創意，並憑自己能力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在過程中，創業家「自我實現」，獲得難以比擬的滿足感。
於2025年2月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近平主席肯定民營經濟的重大成就及貢獻。國家發改委也表示，民營經濟的規模實力、創新水準、國際競爭力進一步提升，將支持民營企業積極參與「兩重兩新」，即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及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藉以提高生產力和提振內需。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和政府逐步找到自己角色，政府支持民企，民企又支持政府，相輔相成。
政教分離 文明制度必不可少
西方國家有兩個概念，都是十分好的：其一是「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其二是政教分家（separat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三權分立指行政、立法、司法獨立運作，互不干預但互相制衡。
這個概念，好像跟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也領導人民執行憲法法律有衝突。但中共黨章指明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又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產黨不等於黨員，也不等於黨的領導，而只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三大價值精神。黨的領導不能為所欲為，並只能按這三大價值去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領導人民實施憲法法律，並只能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按這三大精神活動。相反，在西方社會擺明車馬是人以私利引領行為。在這文化下，法律的制定、運作，與國家的領導層，只能靠三權分立防止濫權。中國則以「三個代表」這文化價值防止濫權。
西方國家（除了以色列）都奉行政教分離。奉行政教分離十分合理——由於神比人高，政教合一之下，領導被視作神的代表，就可以為所欲為。領導縱使濫權，都無法向他問責。但以色列長期政教合一，且以「神的選民」身分擁有「應許之地」，以色列順理成章成為世界上唯一以猶太人為主體民族的國家，並罔顧國際法霸佔巴勒斯坦人土地和實行「種族清洗」。而基於現實政治因素，執政黨受制於猶太復國主義金主，美國作為大國竟沒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多次在聯合國投票反對巴勒斯坦「兩國方案」。
可見，西方推許的「票箱民主」其實並不符合公義。基於人性的弱點，政客和選民都傾向短期的、以自己的利益為先。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票箱民主」下，不同集團都互相攻訐。這種對抗性的所謂民主，其實不利民生、不利團結。西方學者Jane Mansbridge、Jason Brennan、Martin Gilens等都先後指出對抗性之民主的弊端，惟主流文化卻早已被「票箱民主」的宣傳綁架了，仍奉「票箱民主」為民主的必由之路。
AJR對「票箱民主」的肯定，其實站不住腳。印度和中國半世紀前經濟水平相若，今天卻有雲泥之別；且中國已大大改善了空氣和水體污染，印度卻仍經常污天蔽日，就是最好的反證。更重要的是這麼多年來，illiberal democracy（非自由的民主）或flawed democracy（有缺失的民主）愈來愈多，今年2月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發表的2024年全球民主指數愈跌愈低，見近20年來新低的5.17分（10分滿分）。而經常以民主自詡的美國，本身亦早被認定是「有缺陷的民主」。反而被視為威權政體的中國，在Democracy Perception Index（民主觀感指數）位居世界前列。這都反映文化和偏見對人類是非的認知影響甚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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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rennan, Jason (2011), The Ethics of Vot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Brennan, Jason (2016), Against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Mansbridge, Jane (1981), Beyond Adversary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是嶺南大學經濟系及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兼任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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