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Michael Burawoy（布洛維），傑出的全球公共社會學家、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教授，於本月3日在加州奧克蘭附近一宗肇事逃逸事故裏不幸離世。他的離去，是一個不可估量的損失。他將自己一生奉獻給社會學事業：在擔任美國社會學會和國際社會學會主席期間，大力宣導公共社會學，推動跨學科、跨國界對話。他無窮的精力、對正義的承諾，以及對社會學能夠改變世界的堅定信念，將繼續激勵全球的社會學人。
布洛維在肇事逃逸事故中離世的慘劇，其象徵意義令人深思——在一個危機四伏、責任被不斷逃避的時代，這種「肇事逃逸」式行為，似乎成為了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運作的隱喻。30多年前，布洛維的Manufacturing Consent（《製造同意》）成為我教授工作與工業社會學的核心教材。我常常引導學生從細緻的勞動過程民族誌出發，跟隨布洛維的進路，理解從勞動結構到勞動意識，再到階級意識的深層思考脈絡。這本書不僅塑造了我的教學，也深刻影響了我的學術研究，成為博士論文的重要議題。
有趣的是，我最初發現這本書是在芝加哥大學旁邊的Powell舊書店。當時它只售2美元，而書店裏還有許多庫存。後來讀到後記，我才知道布洛維也是芝大社會學系的「大師兄」。然而他畢業後申請回芝大任教，卻因保守教授的排擠而未能如願。當時聘任委員會的博士生代表Erik Olin Wright（後來成為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教授）發現了這一不公，特地邀請布洛維來校辯護。雖最終未獲聘，這段經歷卻促成他與Wright的莫逆之交，兩人後來共同成為發展新馬克思主義的中堅力量。
隨着我的研究重心逐步轉向全球化議題，我開始注意到布洛維創造性地拓展了波蘭尼（Karl Polanyi）的「大轉變」理論，提出「第二次大轉變」概念框架，用以分析新自由主義的再起、「蘇東波」的私有化進程和「震盪治療」等歷史過程帶來的影響。這些全球化帶來的劇變，也構成他宣導公共社會學的重要脈絡。當年布洛維當選美國社會學會主席之後來港講學，闡述公共社會學的觀點，到後來發展的「社會學作為搏擊的技藝」，與那時離世不久的法國社會學大家Bourdieu的「社會學作為武藝」應對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可謂一脈相承。當時聽他說起申請回芝大社會學系，我衷心希望他能夠回去，恢復芝加哥學派的公共社會學基因。然而遺憾的是，這一願望終究未能實現。
布洛維的個人經歷，也深深植根於歷史的動盪。他的父親是烏克蘭猶太人，為逃避種族逼害先後輾轉德國和英國，在納粹主義興起的陰影下艱難求生。其父親去世後，他的母親透過經營廉價留學生宿舍維持生計。這樣的成長環境，讓他從小便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留學生交流，培養了他對全球視野和社會不平等的敏銳洞察。
公共社會學：理論與行動的雙重維度
在當下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我們正見證特朗普的「第二次降臨」。烏克蘭保衛戰迷霧重重、超級科技封建主義形成、科技巨頭與寡頭壟斷加劇、特朗普要佔領和商業開發加沙、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運動與民粹主義結盟、美國再次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都在預示某種歷史的轉折。就在這個「灰犀牛」橫衝直撞的時代，布洛維被「肇事逃逸」式離世，是否也象徵着公共社會學某種宿命的隱喻？
布洛維將社會學劃分為4個維度：專業社會學、政策社會學、批判社會學和公共社會學。在他看來，真正有意義的社會學研究必須超越象牙塔，介入公共領域，推動社會變革。這一框架不僅是認識論的革新，更是行動綱領的指引。
當前全球危機的多重表現，印證了公共社會學的緊迫。社會學不應止步於對危機的描述，而應通過理論工具揭示權力結構背後的邏輯，並為社會行動提供方向。在這一意義，布洛維的公共社會學既是對社會現實的批判，也是對社會變革的召喚。
地緣政治的雙重標準與選擇性正義
烏克蘭危機與加沙危機的並置，揭示了國際政治中的深層矛盾。烏國面對俄羅斯總統普京恢復沙俄帝國主義的野心；西方國家的援助承諾反覆無常，人道主義被工具化為地緣政治博弈籌碼。加沙危機中，結構性的暴力則更加赤裸裸地展現。特朗普提出「take over Gaza」方案，以佔領、易地安置和商業開發來「安頓」飽受苦難的巴勒斯坦人，其本質是殖民主義思維的現代翻版。而國際社會的選擇性失語和軟弱，進一步強化了這種不平等。
以布洛維的公共社會學視角來看，這種雙重標準不僅是道德問題，更是全球權力結構的根本矛盾。布洛維曾提出「為了巴勒斯坦的社會學」，從公共社會學角度重新理解巴勒斯坦與以色列衝突的歷史和現實，站在雞蛋一方，面對高牆。
技術統治與監控資本主義的隱形暴力
數位時代的技術霸權，展現出跟肇事逃逸者相似的不負責任態度。演算法的擴張、資料的殖民化、平台的壟斷，構成一種全新的支配形式。布洛維的公共社會學批判，提醒我們這種技術統治不僅是工具理性的極致，更是新形式的社會控制與剝削。
數位技術的發展，正在重塑勞動關係。布洛維早期關於工廠制度的研究，為我們理解平台經濟中的勞動控制提供了重要啟示：技術不僅是生產工具，更是權力的延伸。數位鴻溝的擴大和社會分裂加劇，正是這種技術霸權的必然後果。
市場失靈與制度崩潰，已成為新常態。資本的不受控擴張，伴隨着社會責任的策略性規避，將危機成本轉嫁給最弱勢群體。環境破壞被外部化，勞工權益遭侵蝕，財富不平等進一步加劇。
布洛維通過「製造同意」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如何通過制度安排和意識形態機制，使被剝削者接受甚至認同自身處境。這種「逃責」模式並非偶然，而是資本邏輯的內在特徵。公共社會學的任務，正是要揭示這種機制並尋找可能的突破口。
民粹主義的煽動與制度瓦解
從特朗普到全球各地的民粹主義領袖，情緒動員已成為他們的慣用手段。通過製造社會撕裂，他們在制度破壞後迅速撤退，使真相扭曲成為常態。布洛維的分析框架，幫助我們理解這種現象源於新自由主義體制的內在危機——在權力與資本合謀下，民主制度被侵蝕，社會信任被瓦解。
民粹政治興起，既是對現有秩序的挑戰，也反映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度。公共社會學的意義在於揭示這種聯繫，並探索如何重建民主政治的可能路徑。
全球氣候變化是「肇事逃逸」邏輯的極端表現。美國再次退出《巴黎協定》，加劇國際間碳排放責任的相互推諉、生態災難的代際轉嫁，反映了現代社會對長期風險的集體逃避。環境承諾被反覆違背，「可持續發展」淪為空洞口號。布洛維的公共社會學框架，提醒我們環境問題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深層的社會正義問題。只有通過公共對話和集體行動，才能夠打破這一困境。
結語：公共社會學的使命與希望
在當今危機四伏的世界中，公共社會學的使命從未如此迫切。布洛維被肇事逃逸離世的慘劇，猶如一面鏡子，映射出我們所處的社會困境。面對橫衝直撞的「灰犀牛」，作為社會學人，做好準備沒有？
作者是社會學人，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畢業，1990至2005年任教於浸會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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