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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緻茵

林緻茵:「Z世代」特質與香港經濟轉型

【明報文章】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去年做調查,發現27%受訪中學生自覺已「躺平」。「躺平」泛指以低欲望、低壓力方式面對人生,拒絕過度拚命追求高成就。這現象不時會受到關注,有人甚至認為必須糾正。

「躺平」經常被視為「Z世代」或「00後」的特質之一。這代人正處於初入職場的年紀,故社交媒體中有不少僱主會形容Z世代正在「整頓職場」。例如有僱主就指Z世代在工作上遇到不愉快事情,是不會勉強自己遷就職場,而是果敢選擇「換掉老闆」。世代矛盾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為何現今僱主或管理層與Z世代磨合的難度好像特別高?這些特質,對社會發展與轉型又有何影響?

Z世代的特質

筆者算是有不少機會接觸Z世代青年,包括一些剛入職就期望能夠負責重要工作的見習生。他們對於被安排的工作會有很多疑問,例如有見習生上班才兩三天,就會問為什麼要他整理數據庫(database),而不由他來負責更重要的分析工作。

見習生的疑問,背後可能反映了一些世代價值觀:Z世代有很強的自我意識,對自己的到作能力相當有信心。他們也需要知道工作背後的意義:他們不止要知道自己所負責部分的意義,還很想了解自己對最終成品有多大貢獻。他們對例行或枯燥事情的耐性較低,認為不需要花時間在「揼石仔」上。

Z世代也很重視生活與工作的平衡——筆者有朋友是藝術學校校長,她說請人很難,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符合她基本要求的教師,但這名Z世代教師說不能接受受僱滿12個月才可以有有薪假,因為她需要去旅行。最終該教師拒絕了這份工作。

為何與Z世代磨合難度變高?

過去職場解決世代矛盾的方法之一,就是透過時間和社會現實把人「磨平」。年輕人需要改變自己配合制度,主動權在僱主或管理層。然而,職場與Z世代之間的磨合比以前更難,原因在這世代擁有較強的討價還價能力。

這種議價能力,部分源於少子化。以同樣面對少子化的日本為例,2024年春季畢業的大學生就業率達98%,每人平均有3.98個工作機會,基本上是「人揀工」而不是「工揀人」。少子化也代表新一代能夠得到更多來自家庭的資源:筆者父母的一代都有幾兄弟姊妹,各自成家立室後,不能指望同住於再上一代的物業,所以他們非常看重有一份穩定工作,使自己有能力置業。到了筆者的一代,甚至是更年輕的一代,不少人都是獨生子女;加上樓價並非他們所能負擔,故這代人選擇與父母同住而不置業,看來是理性決定。

住屋不成問題之餘,現今尋找娛樂的成本也非常低。想要平價娛樂,可以上網;想要平價「食買玩」,可去大灣區;要去旅行,可找廉航和平價旅館。在以上物質條件下,Z世代不一定需要一份相當穩定的工作,這也賦予他們更多尋找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的空間。

面對世代價值觀轉變,有部分僱主會選擇創造更符合年輕人的工作環境,例如彈性工作時間。在缺人的行業,僱主可能要做更大調整才能夠留得住人,即所謂「Z世代改變職場」。

Z世代特質的社會影響

既然Z世代不易改變,他們的特質會對社會構成怎樣的影響?筆者在去年12月3日本版文章(〈香港正在轉型 但青年未考慮轉型?〉)中就提到一個問題:雖然官員和社會賢達不斷提醒我們香港要轉型,惟本港年輕人是否已準備好轉型?除了是否有足夠技能和資訊,從軟性角度而言,Z世代特質對社會整體的轉型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Z世代在職場所表現的強烈自我意識,也很可能代表他們不一定會跟隨大政策方向走。換句話說,不是政府說要發展某些新興產業,這世代的人就會自動配合。除了整天提醒年輕人「現在就是轉型期了」,官方論述如何令新一代也覺得能夠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意義?

其次,「躺平」這個詞語背後,其實包含很多類型的價值觀和複雜情緒(故筆者其實不同意以此概括整個世代的特質)。其中一種或多或少是悲觀心態,而基督教女青年會的研究也提到這一點:有受訪者表示因多番努力但不成功而選擇「躺平」。換一種說法:若現在已經能得到舒適生活,為何又有必要令自己辛苦,追求社會上所謂的「成功」,為的就是舒適生活?

筆者認識的年輕人中,也有些人不選擇從事「朝九晚五」的工作,反而把時間用在學習有興趣的事物,開拓不同收入來源。這種行為的背後,又可能反映了另一種情緒:對工作前景的不確定性。上一代或可以「一份工打到退休」,把自己大部分時間奉獻給公司,但Z世代已不可能指望一份工做到老;學習更多技能,反而可分散投資,保障自己。

香港早已不是上一輩那個可以「白手興家」的香港。除了重提「獅子山精神」的老調,我們如何能夠令年輕人看到社會流動的可能?

如何縮小世代差異

社會需要更多時間與Z世代磨合。可以肯定的是,上一代已無法用以往「行之有效」、「由上而下」的方法與他們相處。一方面,有些Z世代的價值觀是需要改變的,例如他們會感到挫敗,是因為已盡了最大努力但不成功,還是因為他們急於要成功?在數位時代成長的人,可以很容易、快速取得大量資訊,甚至取得資訊的速度也是由他們控制(例如有人會習慣用1.5倍速看完短片,甚至是10分鐘看完整部電影);在答案唾手可得的情况下,他們或不會願意花太多時間熟習基本功,亦不會願意接受按部就班的職涯發展。假如Z世代重視「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我們在推行價值觀教育時,如何才能夠讓他們看到一步一步把事情完成(即「成功過程」)的意義?

另一方面, Z世代的特質能否被善用,以加速令企業甚至是社會轉型?成長於數位時代的年輕人很善於在網上蒐集信息、透過網絡自學。日本和歐美有企業就善用這些特質,協助企業改善一些固化的文化;亦有公司實行「反向導師制」(reverse mentoring),由他們向職場前輩解說新興議題或趨勢。

在不久將來,職場甚至是社會就會由Z世代主導。如何更仔細了解世代特質,以至調整或善用這些特質,是香港經濟轉型過程中真正要做的青年工作。

作者是公共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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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緻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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