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1月20日,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將重新入主白宮。這不僅是特朗普本人與美國共和黨的選舉勝利,更是美國乃至全球右翼勢力系統性回潮的重要標誌。以此為始,可以預見的是,未來數年乃至數十年的全球政治、經濟與外交局勢,無疑將有更高不確定性。
若說2017年特朗普首次上台,美國民主黨及共和黨建制派還可以自我開解為「措手不及」,那麼其2025年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則無可置疑地指向了世界歷史某種根本性與結構性的變化。
自由主義左翼坍塌 右翼民粹勢力方興未艾
在全球視域之內,從法國的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到德國的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再到意大利兄弟黨(Fratelli d'Italia)和波蘭法律與公正黨(Prawo i Sprawiedliwość),一些曾經被普遍認為無論在文化上還是政治上都不能成氣候的右翼民粹勢力,在世界政治圖景中方興未艾。
政治與文化右翼勢力在西方世界重新抬頭的根源,在於西方自由主義左翼意識形態敘事的坍塌。回望歷史,20世紀80年代末,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的冷戰終於落下帷幕。以福山(Francis Fukuyama)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左翼知識分子高呼「歷史的終結」,宣稱美國的勝利代表着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總體、完全、歷史性和決定性的勝利。
然而,冷戰後西方世界的世紀末狂歡未能持續多久。2001年「9.11事件」爆發,恐怖主義作為西方自由世界的新敵人站了出來。而後,美國開始了長達10年的全球反恐戰爭,在伊拉克、阿富汗、也門、敘利亞等國家和地區,製造和介入了一系列流血衝突,其中亦不乏關塔那摩式的人道主義危機。無論在道義層面還是在成本收益層面,接連的對外用兵,都為美國帶來了龐大的有形與無形赤字(deficit)。
西方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也步履維艱。資本的全球流動,迅速導致大量低附加值產業流向勞動力更廉價的「全球南方」國家和地區;低成本的製造業產品,又反過來衝擊西方國家既存的製造企業。歐美國家在全球化衝擊下,被迫遭遇整體「去工業化」。結果是工業萎縮、產業工人失業,再疊加外來低技術移民浪潮的衝擊,導致社會分層嚴重固化,底層毫無流動的希望。反移民、反全球化、反知識精英的民粹主義思潮大行其道。
理論與現實的不可調和矛盾
從根本而言,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因而具有自限性——它所宣稱的普世正義,會賦予其自身過多過重的意識形態義務。無論是面對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還是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的「阿克薩洪水」(Al-Aqsa Flood)行動,不干預、不介入都只會削弱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號召力;而干預和介入,又無疑會導致更多道義和現實成本。這正是拜登政府在過去數年所遭逢的主要戰略尷尬。
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加劇了社會階級分化的痼疾。全球化的市場有利於國際資本在世界範圍掘金,但這是以傷害本國缺乏流動性的底層勞工為代價。只要略讀美國候任副總統萬斯(JD Vance)在其自傳《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中的敘述,便一目了然。
理論與現實不可調和的矛盾,導致西方新自由主義敘事的系統坍塌,也是美式意識形態在全球範圍的徹底祛魅。代表美國新自由主義左翼的民主黨,完全將理論基礎撤退到各式各樣的平權理論,本質上是拋棄和背叛了底層選民,避重就輕地躲開了全球化衝擊下的經濟不平等等根本問題,徹底淪為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所描述的「婆羅門左派」。
代表美國政治較現實主義一派的共和黨,在「特朗普2.0」領導下,即將達成富人和民粹的統一戰線。這一戰線的核心是美國之戰略收縮,本質是放棄歐洲和亞洲(現在似乎也包括了美洲)的盟友;經濟上則是通過降低企業稅和提高關稅,強勢收回企業和就業崗位,把財富留在美國國內。
特朗普勝選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曾發表評論文章指出: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左派系統性佔據了文化權力,卻無力將話語權轉化為實際政治權力;而右派雖然系統性把握了政治實權,卻錯失了在所有「進步議題」上的參與,失去了文化合法性。
美國自由主義左翼不斷試圖通過包括「LGBT+」(性小眾)、種族身分認同在內的多元文化議題,推動激進的政治行動,例如以大學為基地、愈演愈烈的抗爭行動;而右派則試圖將權力本身變成文化表演,其結果就是推出了特朗普這樣一名話題性的總統。文化與政治在美國不再是相輔相成,而是針鋒相對。
未來10年 中國將迎黃金窗口期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沒有理論的時代。過去30幾年裏近乎霸權式地統治着人們思想和政治的自由主義理論,已經難以為繼,日益顯得捉襟見肘,在現實面前左支右絀。特朗普時代的回歸,更標誌着美國選民的意願,即:美國不會再為任何虛無縹緲的意識形態買單;美國要變得更加實際、更為自身利益着想。
本質上,用實用主義代替普世政治話語,就意味着美國甚至願意主動收縮其帝國式的全球影響力,蛻變為一個務實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
在過去10年裏,中國一直採取與美國不同的路徑。中國通過自主理論建構,將文化和政治、話語和發展實踐互相統一起來;用一套自洽的政治話語和文化敘事,來補充與平衡1980年代以來的經濟實用主義敘事,使文化建構、政治治理與經濟發展相得益彰。這反映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及它在國際舞台上愈發自信自強的積極姿態。
中國所採取的文化、政治與經濟協調發展的策略,在接下來的10年間將迎來黃金窗口期。我們已經看到,2010年以來美國在國際戰線上的收縮(尤其是歐洲和中東事務上)客觀上為中國外交讓出了寶貴空間。
「東風西漸」 香港具無可比擬作用
未來10年,美國在政治話語和文化敘事上,將會面臨更嚴重的後撤。在這個戰略時間節點,中國理應以文化為戰略抓手,搶佔全球話語和理論高地,擴大國際影響力。繼中國產品、中國資本之後,中國理論和中國文化也應抓緊走向世界。
當然,文化敘事要有國際感召力,絕不是單方面輸出可以做到的。中國理論對世界的貢獻,要通過懂中國、懂世界的聲音,在雙向甚至多邊的文化交流和溝通中娓娓道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香港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和戰略意義。香港具有內聯外通的獨特優勢:一方面,作為國際人才高地,香港八面來風,聚集了一批熟悉西方、了解世界的國際化人才;另一方面,作為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更擁有一脈相承、不可磨滅的中華文化底色。開埠百多年的香港歷史,其實就是中西方文明在香港碰撞、交流、融合、溝通的歷史。今時今日「東風西漸」,香港仍在東西方之間發揮無可比擬的文化作用。身處中西方文明交流的最前沿,相信香港能夠在中國文化力量的重要機遇期,成為推動「中國敘事」走向世界的重要講述者與推廣者。
作者閻小駿是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李拉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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