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能仁專上學院生命教育中心主任謝向榮早前表示,自殺的學生只要多想一點社會責任與父母期望、死後對家人的影響,就不會走上這途。其言論引起爭議,有關注學童自殺的學生團體發聲明,譴責謝將學童自殺簡單歸因為價值觀錯誤,有污名化之嫌。而謝最終亦向受影響群眾致歉。
表面上,一場小風波隨着謝的道歉得以平息下來。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學童自殺問題愈趨嚴重,政府當局雖投入了不少資源,包括設立三層應急機制、加快醫療介入等,惟情况並未見明顯改善。這問題仍然值得我們、大人們着急與深切反思。
其實,只要對民情稍為敏感,都會知道謝的言論在社會有一定「市場」。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以「長輩」角度看待青少年的情緒問題及自我傷害行為:他們或批評當事人軟弱與自私,或指摘其抗逆及壓力管理能力不足——總而言之,這一切都是個人問題,家庭及社會環境因素都不是關鍵所在。
沒有探索問題根源 治標不治本
放眼政府在學校推行的精神健康教育,同樣將重點放在情緒與壓力管理,以及建立年輕人的抗逆力。在筆者工作的院校,學生的情緒與精神問題同樣嚴重,而校方會在校園每一個角落張貼海報,鼓勵學生「正面思考」。這也有機會發放出信息,認為精神健康欠佳是與思想過於負面有關。
以上種種想法與做法,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將責任放在個人身上。套用一個更專業字眼,就是所謂blame the victim(指摘受害人)。當我們的社會真的生了病,年輕人在苦海中奮力掙扎,卻不去探索問題根源,只要求他們正面點、成熟點,盲目強調正能量。這樣子,就算將幾多年輕人送進精神醫療系統,都不過是治標不治本。
社會工作中有所謂systems theory(系統理論),強調人在情境之中——每一個人的精神狀况,包括思想、情緒、行為,都與身處環境互動,會受到影響。筆者回顧多年工作,無論是之前在社區從事精神健康實務,到現在於大學教書,深切體會到青少年不快樂,主要與家長期望及社會主流價值觀有關:由細到大,他們受到父母、學校、社會賢達以至政府宣傳等「薰陶」,耳濡目染下,認定做人要成功;為免被時代淘汰,要一生不斷增值。而何謂「成功」與「有價值」,往往是取決於一些外在指標,例如學業成績,或其他範疇如體藝、音樂方面等成就,甚至容貌身材等。
重拾謙卑的心 思考從源頭鬆綁
這一代的家長,很多都會悉心栽培小孩子,要他們學習不同技能,為的是擔心他們「輸在起跑線」。然而在這樣一個強調輸贏的社會,他們從小開始便慣常要與人比較,受到主流價值影響,甚至內化了這些價值,作為自我評價的標準。更有甚者,是這標準會不斷提升,當達到一個指標,他們便會被要求追逐更高的。結果無論如何努力,也總認為自己做得不夠好,自我價值感無法提升。
美國精神科醫師Karl Menninger提出有關自殺的經典理論,當中指出自殺者其中一個常見動機是感到罪疚,要透過自毁去懲罰自己。套用在香港現况,不少年輕人因為無法滿足家長與社會期望,感到自責與內疚,甚至做出自我傷害行為,這從一些自殺者的遺書中可略知一二,值得做大人的深思。至少,我們需要多用一點時間與耐性,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而不是一味要求他們提升自己。
最後,筆者想引用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前總幹事曾展國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的說話,他提到「要救已站在邊緣的年輕人,比起改變年輕人,改變他們身邊的成年人或更有效」,並指出要「減低學習環境的高壓競爭,多點接納年輕人,才能從源頭清理年輕人負面情緒」。
的確,不止是家長、教師、政府官員,我們每一個成年人都要承認:今日的香港,並不是一個讓小孩子身心幸福成長的樂土。只有重拾謙卑的心,我們才會認真思考,如何從源頭為年輕人鬆綁。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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