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岑浩輝以98.5%得票率當選澳門第六屆行政長官,成為首名在內地出生的澳門特首。回想昔日曾有機會與有關方面一起研究港澳回歸前後的事宜,如今已往事如煙,但又並不如煙或全然煙消雲散;反而感到煙雲過處,或可引出日後朝霞。只要像岳飛《池州翠微亭》那樣抓緊時光,雖「好水好山看不足」,但也可賞心地「馬蹄催趁月明歸」。同時,香港今天有新的施政報告,也要抓緊機遇;否則摽梅過後,就像《紅樓夢.葬花吟》「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故引為今天標題。
(1)抓好機遇自會水到渠成
──澳門回歸以來有一些契機抓得比較好,例如參與橫琴發展。多年前,澳門大學新校舍已搬到橫琴,其後一些企業也在橫琴創業,配合珠海本身發展需要,可謂互借東風、相得益彰。反觀香港回歸初期,內地已有人提出在深圳皇崗撥出一塊土地,讓香港用公營機構以民營形式管理,藉以示範「兩制」的管理效率,供內地參考,但當時港方無考慮。後來港深談到河套區,更是多個方案均未能談妥,那裏的沃土至今仍在曬太陽。
──澳門抓準的另一個機遇,是由2003年開始的中葡經貿合作論壇,在創始階段發揮了連結中國與葡語國家及地區的作用,東至巴西(最大的葡語國家,對中國來說甚有經濟和國際戰略價值),西至非洲安哥拉(石油和礦產豐富,與中國關係密切)。北京每屆都派重量級官員赴澳出席,包括吳儀、溫家寶、李克強等。
隨着中國與葡語國家和地區的關係發展,這個論壇的角色相對減弱,但其創始階段的作用不可忽視。所以說,機遇必須抓在外界有需要合作或有求於己的時候。
──澳門能運用中央對它比較放心的環境,游說取得更多政策。其實,北京在澳門回歸前確擔心日後管治問題,因人才儲備不足,所以早在1990年代前後已安排30多人到葡萄牙學習和研究,然後到澳門生活和工作。他們各有發展,大約10多人留在澳門,即外界俗稱的「十三太保」。岑浩輝1990年到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學習語言和法律,1993年往澳門,與上述軌迹相若。這也接近內地黨史專家楊奎松展現「南下幹部」不同於「南方幹部」的啟示(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
在此大背景下,加上澳門民情較順(有人形容澳門在1966年「澳氹風雲」後已經「回歸」),澳門借助「船細好掉頭」和「不起眼」的特點,發揮了一些特殊作用。
順道一提:早前外界討論內地出生的港澳特首模式會否也在香港出現?不知道。眼前因為香港需面對國際形勢,還要保留多點「兩制」特色;但一般人作合理推論,北京角度的人才儲備也會像在銀行存款那樣儲起來,適時提款。其實,是否本地人已不重要,誰不領會中央精神,能夠坐上特首寶座嗎?值得北京思考的是,過去有沒有浪費香港人才?也許香港失去的,只是北京不放心的人才。
(2)掌握不好則會機遇如煙
──回顧過去25年,澳門也失去一些機遇。例如在經濟雄厚(博彩稅收豐富,可以年年派錢)時未能及時策劃轉型和多元化。其實澳門回歸前後,已想過離岸金融業務,惟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成為「拳頭產業」。2003年SARS期間,博彩業一度困難,但北京給予香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也令澳門受惠;「自由行」同樣向澳門開放。有某名澳門前特首對我說:「吃得肚子太飽脹了,澳門商界也不想動,我也沒辦法。」
後來博彩業「一業獨大」,成為澳門主要甚至唯一經濟支柱。澳門各大學研究增加課程時,也想到「博彩專業」。這不能怪他們,此乃時勢所趨;其他專業人才未足,經濟多元化的氣候未成。如今,岑浩輝上台前也提及「發展經濟多元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希望有所作為。
這裏又順道一提:香港2003年CEPA到手時也未能發揮其精粹。既然香港產品可以比外國產品更早以低(零)關稅進入內地,大可鼓勵香港企業與外國合組公司(港方控股),以香港註冊公司名義協助外國商品一起進入大陸市場,港企得益,外企高興。無奈時機如白馬過隙,如今只望將來。
──澳門回歸初期在兩岸關係中發揮的作用,也不比香港小;如今則因兩岸關係惡化才難續前緣。舉例說,台灣官員在澳門回歸後曾用其他身分到澳門交流(例如陸委會時任副主委陳明通)。在兩岸「大三通」前,澳門機場被人形容為「兩岸往來的專門通道」。
其實北京在澳門1999年12月回歸前,已想過如何使用澳門維持與台灣的關係,曾暗示台灣駐澳門機構「可以不改名稱」,即職能也不改。但李登輝在1999年5月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即「兩國論」),北京最後要台灣駐澳門機構改名。可以說,這是李登輝從台灣角度的刻意舉動,也對兩岸和台澳關係無幫助。
這裏再順道一提:香港在兩岸關係上的作用也輕輕放過,原因多樣,包括內地因素。最奇怪的是,國民黨高層吳伯雄和章孝嚴訪問內地後,竟不能經香港回台。後來吳伯雄來港參加孫中山誕辰活動,我問他有關情况,他也表示莫名其妙。
──既然澳門形勢和民情比香港穩定,澳門民主派的活動範圍不大,影響不了政局,更不是純反對派,澳門大可推行較大程度的政制改革或改進。但事實卻是澳門民主派的空間愈來愈窄,近乎「清零」。這不能怪澳門當局,他們與香港一樣只能按北京政策行事。如今回頭一看,若北京在澳門嘗試更寬鬆的「兩制」,以澳門的基礎,順則再向前行,即使要收也可自如。說到底,這是信心問題。
(3)很多問題不是港澳能夠主導
──港澳分別回歸20多年,中外形勢大變,兩地很多事情都受中外關係和北京決策影響。以澳門賭牌為例,當年北京考慮中美友好,賭牌由3個變相成為6個,要給美國利益,今天的考慮已大不相同。毋庸多想,港澳與美國的關係已是中美關係一部分,不可能有脫軌空間。基於現實需要,香港也許還有多一點迴旋餘地;但澳門緊跟中央,已是毋須多說了。
──在港澳的本地事務上,「澳門先行先試」的模式近年愈見明顯,然後輻射香港,因為澳門容易落實北京的政策,在香港則多不能一帆風順。這又回到最基本的問題:到底怎樣的一國兩制才符合中華民族最大利益?港澳可以各自探索,惟關鍵是北京如何駕馭?
──客觀地回望前塵,務實地放眼未來,可見香港回歸後的早期問題是有實力而視野不足,後期的問題則是獨立思考和魄力不足。如今艱難未過,不能只顧「好水好山看不足」。澳門如今察覺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後遺症,努力嘗試經濟多元化,我也樂觀其成。相形之下,經濟規模小於香港的澳門,反而有更大想像和塑造空間。總之,大家「莫待春盡紅顏老」;只有修心養性、養精蓄銳、適時改革,才能「馬蹄催趁月明歸」。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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