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今年3月15日我在這專欄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香港改變了些什麼?〉,談到不少港人覺得香港改變了,不再是他們過去認識的香港,也不是為人稱頌的自由和開放城市,因此他們打算或決定離開香港。
過去半年香港出現的變化
距離上次寫該文章雖只有半年時間,但就在這半年,香港似乎又有了一些新變化:經濟方面,新冠疫情已經過去一多年,但經濟復蘇不似預期;社會方面,國家和香港在奧運的驕人成績雖振奮人心,惟整體社會氛圍卻仍然低沉;政治方面,《基本法》第23條立法成功,維護國家安全成為社會共識,但條文的實施仍有許多地方待澄清。
這樣,香港是否如一些人講的變得愈多愈差?筆者對這些人的講法並不認同。首先,香港要由治及興,改變是必須的,絕對不能留戀過去的「輝煌」——難道香港停留在以往那種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社會就會繁榮昌盛嗎?難道政府對危害社會治安的勢力視若無睹,社會就會自我調節和穩定嗎?難道港人仍然奉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漠視社會弱者的限制,基層市民會有上流的機會嗎?
面對香港的變化,筆者認為港人在思維上必須有所改變,也必須從正面的角度看未來;單單無的放矢的批評,沒有幫助。這樣,香港最近半年出現了些什麼變化?港人對這些變化有什麼疑慮?政府如何消除港人的疑慮?以下從經濟、社會、政治三方面分析。
李家超為香港經濟發展確定新方向
第一是經濟方面的變化。最近有學者和立法會議員再次提醒,香港如要重振經濟,就不能單吃「老本」,也就是單靠金融和地產作為本港經濟支柱。
香港的產業必須多樣化,從董建華擔任特首時已經提出來,曾蔭權在位時也有一些具體建議。但講來講去,似乎沒有一項能夠成事。現在李家超痛定思痛,總算為香港的經濟發展確定了新方向:在全力拓展一些創新科技產業之餘,更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下,全面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特區政府現在採取的經濟發展策略,市民是認同的,惟也有他們的疑慮。
首先,我們得承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十分宏觀的論述;具體而言,本港經濟將出現怎樣的變化?至於產業多樣化,特別是發展創科產業,市民雖覺得香港早應該這樣做,但以目前形勢看,內地的創科產業早已建立起來,香港卻仍在起步階段。這樣,香港怎樣配合國家的發展大局及在其中發揮所長?
特區政府應知道,市民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未必有充分的掌握和理解。所以,為着消除市民的疑慮,政府在有關宣傳時必須多作解釋,並且以具體事例說明。此外,市民對「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意義,也未必有充分理解。政府要得到市民配合,必須有清晰的說明。簡單來說,政府在解釋這些概念時,必須讓市民明白到經濟上的變化怎樣影響他們生活,特別是學業和事業方面的選擇及規劃。
保障市民醫療和養老服務使用權
第二是社會方面的變化。隨着跨域交通愈來愈方便,市民多體會到香港與大灣區連合一起是遲早的事,例如在大灣區消費已經成為港人生活一部分。除一般消費之外,市民發覺,由於本港醫療和養老服務資源不足,特區政府正探討如何借助大灣區相關資源,以達到資源互補的目的。這種香港與大灣區連在一起的趨勢,未來將如何影響本港市民使用醫療和養老服務的權利,特區政府宜多解釋。
另一與社會有關的變化,是人才和資金的需求。政府「搶人才」是否成功?政府的「吸金」能力是否收效?筆者無法評論;現在要談的,也是市民關心的,是政府最近公布的「國優計劃」(國家優秀中小學教師培養計劃),即讓內地學生來港接受培訓,並且鼓勵他們留港擔任中小學教師,尤其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方面的老師。
市民憂「國優計劃」改變本港教育制度
對於「國優計劃」,筆者從一些中小學教師得到的意見是:
(1)他們認為安排是適當的,因為香港實在缺乏科技知識的教學人才。其實若有適合的內地老師,一些直資和國際學校早已聘用他們來港任教。
(2)學生和家長一般不擔心這些來港的內地師訓學生的質素,也相信教育局會把關;况且現在任教大學的教師,其中不乏來自內地的研究生。
(3)學生及家長也有憂慮,覺得安排會令課程出現調整,更擔心這樣的安排會延伸到其他科目,這樣香港的教育制度會愈來愈接近內地,失去了本身國際性的特色。
綜合以上意見,本港市民對「搶人才」和「國優計劃」,大致上並不反對,因為香港既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足夠和合適的人才至關重要;不過,他們擔心這些改動可能令香港原有的優勢非但沒有加強,且有褪色的可能。
市民對政治生態急速改變有疑慮
第三是政治方面的變化。2020年訂立的《港區國安法》,及今年落實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無疑令香港的整體政治生態出現了變化。市民就是認同維護國家安全是他們的責任,也覺得香港要「由亂到治、由治及興」,政制上的改變是必須的,不過對政治生態這樣急速變化,亦有他們的疑慮,包括:
(1)一連串保護國家安全的措施推行以來,市民的生活雖沒有實質改變,社會也少了關於政制發展的爭拗,惟市民對政治的態度明顯出現了變化。例如早年區議會和立法會改選時,市民並不如過往般熱中投票;以往經常出現的遊行和請願,也近乎絕迹。
此外,市民雖有多種表達意見的渠道,但市民因對相關法例不了解,覺得自己表達意見的權利受到限制。就算政府多次強調只要批評是根據事實,對政府施政的評論是可接受的,但為了消除市民疑慮,政府看來還需多解釋。
(2)市民的生活儘管沒有實質改變,惟在文化活動領域上,市民覺得情况並不如前,例如一些文化活動無法如期舉行、一些書籍得不到推薦、一些展覽被勸取消部分敏感題材和展品。這些限制或許是必須的,免得當事人觸犯法例,不過市民覺得限制必須有理據,否則他們無所適從。
市民的社會事務參與權 不應被忽視
(3)關於市民的社會事務參與權。政府從去年開始在各地區成立關愛隊,並增加資助項目。對於這些與市民福祉有密切關係的措施,市民是歡迎的,也覺得符合市民的需要。
不過,在組織關愛隊和審批資助計劃時,一些市民和團體覺得自己的參與得不到重視,或申請資助時得不到明確答覆。這些例子或許是少數,但市民的社會事務參與權不應被忽視,政府也有責任鼓勵市民參與社會事務,以達到凝聚社會共識之目的。
疫情過後,香港出現了不少變化,市民在適應過程中產生疑慮是自然的。只要政府詳加解釋,消除市民的困惑,相信香港會變得更加和諧及團結。
作者是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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