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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冠儒

李冠儒:從香港的全球衛生外交 看民間外交潛力

【明報文章】中國在全球衛生外交方面經驗豐富,香港在這方面也有做出傑出貢獻。2001年,博鰲亞洲論壇作為非政府、非營利的國際組織正式成立,此後一直立足亞洲、面向世界,致力於促進亞洲區域合作與全球共同發展。

除了聚焦傳統的經濟議題之外,該論壇其實一直關注與經濟發展和民生密切相關的衛生及健康議題,例如在今年7月16到18日,以「健康無處不在——可持續發展的2030時代」為主題的博鰲亞洲論壇全球健康論壇第三屆大會,將在北京舉辦。屆時香港的許多官產學研代表,也會與其他中外代表一同參與其中,通過20餘場分論壇,以及中外部長與企業家對話會、跨國公司CEO(行政總裁)圓桌會、企業家閉門對話會、專業報告及白皮書發布、招商推介會、項目簽約會等,促進全球衛生事業發展和普及相關科學知識。

如今,國民健康已是國家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標誌,乃重要的國際議題。聯合國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已明確將衛生健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段人群的福祉」乃重要目標之一。尤其是經歷了新冠疫情之後,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更有發展健康產業的危機意識。

什麼是全球衛生外交

「全球衛生外交」積極利用與衛生有關的問題來建立關係、促進合作,以及國家之間的和平與穩定。世界衛生組織多次表示,全球有愈來愈多的衛生挑戰,已經不能夠僅在科技層面解決,還需要政治談判、長期預防措施和結合病患需要的解決方案等,往往需要大量持份者攜手合作、參與其中。

全球衛生外交一般由國家的高級衛生官員(例如衛生部長)代表,在部分場合或主要國際會議上,談判可由外交官進行,但也可能包括其他主要參與者。換言之,香港也有條件在全球衛生外交領域發光發熱。

全球衛生外交帶來的好處

全球衛生外交是多國建立和完善全球傳染病監測平台的途徑。在公共衛生領域,專業人士一直提倡無論是在效率還是成本上,預防均勝於治療。也因此,合理的疾病監控手段,才是防控傳染病之有效途徑。

舉例來說,內地公共衛生學者張靜寧等,就曾通過其論文突出了監測平台的重要。例子一是全球疫情警報與反應網絡(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 GOARN),其負責發布各國疾病爆發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資訊;在必要時,會及時對公共衛生緊急情况啟動全面反應。例子二是新發疾病監測計劃(Program for Monitoring Emerging Diseases, ProMED),於1994年由國際傳染病協會發起成立,發展至今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疫情通報系統之一。自設立以來,ProMED率先報告了SARS、伊波拉等多種重大疾病,助力各國及時採取防疫政策。除了監控和通報疫情資訊外,ProMED還會派出專業團隊前往傳染病爆發地區,開展實地考察和提供醫療援助。

此外,國與國之間也有許多公共衛生情報交換網絡,例如全球新發疾病監測和反應系統(Global Emerging Infections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 GEIS),就是美軍聯合其國內外軍事組織所建立的網絡系統。

以泰國為例,其在加入GOARN之後,每逢當地爆發傳染病疫情,都會向GOARN通報,以啟動相應防疫部署,並派人到泰國開展實地任務,以協助泰國衛生部流行病學監測及應對處、泰國國際現場流行病學培訓項目等多個組織,攜手加強針對特定傳染病的防控工作。泰國也積極參與ProMED,並通報境內發生的人畜共患病相關的突發衛生事件,例如新發疾病監測計劃與湄公河流域疾病監測的合作(ProMED-MBDS),正是其合作成果,它同時覆蓋了湄公河流域的其他國家,可謂加強了區域衛生外交。

泰國武裝部隊醫學科學研究所(Armed Forces Research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 AFRIMS)與GEIS也不無關係,乃美國國防部最大的海外醫學研究機構。美方一直協助泰國處理本地傳染疾病,例如愛滋病、瘧疾、登革熱等,尤其是在研發相應的診療手段和疫苗方面,向泰國提供了大量幫助。

綜上,正因為泰國在公共衛生外交方面與不同類型國家的合作經驗都相當豐富,方能在東盟10+3會議中展現領導力。全球衛生外交活動不單為泰國引導東盟成員國從區域共同體角度,促進地區內各國開展衛生安全治理合作奠定了基礎,也大大增加了泰國的軟實力。

香港及港人在全球衛生外交的貢獻

香港雖沒有外交權,但港人在全球衛生議題上非常活躍,例如世衛前總幹事陳馮富珍博士,早就高瞻遠矚地指出人口老化、抗生素耐藥性、氣候變化,將危害全球公共衛生。在這樣的背景下,陳馮富珍博士在其任期內領導了「全民健康覆蓋」的全球運動,應對了若干重大全球衛生危機。自2011年起,她不斷推動世衛改革專案,突顯組織的透明性,以及與社會上其他利益相關者合作的必要性。

與此同時,港大、中大醫學院是擁有國際聲譽的一流醫學院,而且錄取條件嚴格、師資優秀、人才濟濟。例如劉澤星作為香港大學新設的副校長(醫衛事務)及港大醫學院院長,亦有廣泛參與全球健康相關的本地和國際組織,貢獻良多。2001年,劉教授創立了香港風濕病基金會,在2011年亦跟其他研究人員共創亞太紅斑狼瘡合作組織;他亦是歐洲風濕病學協會聯盟大會委員會和科學委員會的顧問成員。

香港應發揮緩衝作用

上述組織均提供了交流科學和臨牀資訊的重要平台,方便全球或地區範圍內的醫生、科學家、患者、衛生專業人員和醫藥行業代表之間切磋交流,也便於各方共享新的臨牀研究資訊,好讓健康產業進一步扁平化,藥物供應者、醫者也就更容易滿足用戶需求、捍衛公共衛生。可見,香港絕對有足以面向世界的全球衛生外交人才。

同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打造亞洲產業基金與產業園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目前,香港正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等,推動香港與內地達成中醫藥合作,潛力巨大。事實上,有不少國際關係學者正確指出,COVID-19之所以在全球範圍造成巨大損害,很大程度是因為中美等主要國家在疫情期間沒有攜手合作,反倒是相互妨礙。這些研究,充分反映和平時期建立涉及公共衛生外交的溝通機制的重要,香港應該發揮更好的緩衝作用。

作者是思哲研究所青年教育事務總監、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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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冠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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