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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

劉銳紹:二十七年彈夜月 不勝清怨卻飛來——香港回歸27年的漸變與突變淺析

【明報文章】一年容易又「七一」,香港回歸和實施「一國兩制」已27年。今天的標題引自唐代錢起的《歸雁》,原文是「二十五弦彈夜月,不勝清怨卻飛來」。這標題不是完全負面的,含有雁倦知歸之意,但又隱藏歸來有怨,關鍵是不積怨和有怨能消。所以,本文只是擺出一些現象,沒有答案,也沒有系統,希望由微知著,能反映一些系統問題就夠了。每年「七一」,都是我黯然神傷與積極思考的碰撞時刻,今年又上心頭。

(1)觀察人事的漸變和突變

──過去5屆香港政府,沒有一名特首能做足兩屆10年(現屆李家超不計算在內)。反觀澳門,何厚鏵和崔世安都做滿兩屆10年。到底是什麼原因?無人能夠解釋,也不能簡單比較,因兩地情况不同。但無論如何,市民看到兩點:

(一)任期的因素不在特首本人,而在於擁有實權的人或人們;而且,不單在連任的問題上有變,在候選的階段也會變。例如唐英年曾被圈中人視為曾蔭權的接班人,後來則是梁振英當選;5年後,正當外界觀察梁振英準備連任時,他則宣布不尋求連任。又如曾俊華曾經因為「習握手」而令其「未來特首」人氣急升,但結果卻是「淡出江湖」的林鄭月娥訪京後一舉勝出。

相信這裏有漸變和突變的因素,但到底是什麼因素?不得而知。「競選」本身也許是原因之一,惟有關方面的「實際需要」也是共同的認知,只是外界無法證明「有無形之手」而已。所以,市民對此愈來愈感到事不關己,因為權力在高層,而且明文規定「特首由中央任命」,實際過程也變得無關痛癢了。

(二)變幻雖是永恒,但按什麼標準和需要而變?不知道。外界只感到每一名特首都全力按中央政策辦事,但卸任後則有不同境况,曾蔭權曾經成為階下囚。此後,港府領導層愈來愈重視政治正確;至於是否結合本地實際?或怎樣才能真正解決問題?看來已是其次了。

──強調「政治(要絕對)正確」後,上行下效,由政圈擴大到日常生活圈。27年來,香港愈來愈沒有「中間」,只有「忠奸」。這種文化影響了正事的中間落墨,導致政策必須政治先行。早前《基本法》第23條立法收集意見,袁國勇等學者建議不要把傳染病資訊視為「國家秘密」;陳弘毅建議「維持煽動意圖首次定罪兩年刑期」,毋須提高。這些意見都不被接納,可見「政治需要」的強力主導。

──這種態勢27年來不斷強化,近年更趨明顯。回歸初期,北京的治港政策是「抓好特首方向」,由他領導公務員,從而引導建制、影響基層,此乃間接管治。但後來這種態勢漸變,近年更是急變,成為鉅細無遺的垂直管治。這種變化目前難作定論,因為沒有平衡的討論基礎。惟如何平衡,將是能否「由治及興」的必須話題。

(2)從社會氣氛看27年變化

──人們思考,為什麼回歸後「敏感」日子愈來愈多?以前,「六四」和「七一」都不是「敏感日子」或「敏感詞」,但現在都「被敏感」起來。近年,6月9日、7月21日、8月31日都變成「敏感日子」。人們還記得,2003和2004年50萬人上街,以後每年的「七一大遊行」,以至2019年的百萬人大遊行,都很有秩序,救護車經過「如摩西過紅海」。其後,確實有暴力和破壞事件,有待法律處理和歷史分清事實。但人們的問題是:這個過程是怎樣形成的?這種漸變、急變和突變,以後會否一成不變?甚至固定下來就不求變?

──1997至2003這6年,北京對港的寬鬆和間接管治,與1980年代鄧小平時期的方案大致相同。其後,北京認為要「與時俱進」,喬曉陽2004年來港闡述的北京觀點,算是一個指標。我想,市民也不反對與時俱進的變,但關鍵是怎樣變?向哪個方向變?如果出現分歧,又該怎樣處理?雙方能否拉近距離?才是核心問題。如今想來,官民都可以冷靜回顧、調節和變策;尤其是擁有權力的一方,更應該明白在現實條件下,多元化的處理方法比單一的強硬有效。這是時間和耐心的問題,掌握鬆緊進退,放開自己心結,方能解開彼此心結。

──人們感到,1997到2012年是漸變過程;2012至2019年(即使2014年有「雨傘運動」)變速加快,但仍算漸變;2019年後則是急變和突變。那麼,這種「漸變慢,突變快」是怎樣形成的呢?是形勢急劇變化?還是力量與耐性發生變化?

人們又發覺,過去香港與內地有「兩制」之異,但近年差異模糊了,逐漸消失,甚至在不少領域已經沒有了。胡錦濤說「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如今前重後輕。這至少是市民的主流感覺,只要實事求是地看,就不會認為「抹黑」。不知日後公開表達這些意見,會否被視為「違反23條」?一切要視乎官方說的「由治及興」能否真正落實?

(3)從民間角度的回顧

──1967年左派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後,港英政府調整它的管治政策。如今特區政府着力拼經濟、抓民生,方向和模式跟當年港英政府相若。不過必須看到的是,港英政府不單搞「香港節」等文娛活動,還努力調和官民關係、解開市民心結,例如設立警民關係組,包括搞好跟左派的關係。當年我在左派報章負責基層採訪,而左派有23區(公屋)組織,警方人員與他們接觸時,在行動上特別和氣合作(順便監視自然免不了),有時還提供方便。如今,當局和建制中人會否嘗試與泛民人士恢復接觸,逐漸消除不暢感覺?這也是一種向好的漸變,但如無具體行動,「由治及興」就無從說起了。人們只能慨嘆:變緊容易變鬆難,「製(造)敵(人)容易交友難」。這又是中國政治的一種頑疾。

──自2004年以來,建制圈中有一種說法,就是「誰叫香港自己做得不好,才令中央感到不能不出手」。從反思的角度看,香港確實可以檢視27年來的事情(回歸初期與內地關係,確曾出現問題)。可是這不是單方面的問題。只要看看今天情况,就可以知道香港的自主能力有多大?政治權力固然消磨,經濟決策權也愈來愈小,只有按中央授予的執行權行事。

──自2003年以來,「外國和外部勢力」更是官方「必提的原因」。我從來不一概否定此說,惟更強調應對之法。否則,矛頭清楚向外,拳頭卻打在港人身上;精心部署的拒敵,就變成立竿見影的自傷。久而久之,由2003年開始的漸變,就會被視為今天突變的前奏和遠因;而其間發生的連串事件,就是推動劇變的變奏和近因。

二十七年彈夜月,只是彈指一揮間。對中外古今歷史,我總是向前看。日前,有一位大師點我迷津,我簡覆如下:「幸蒙德訓啟迪,余尚有光耀門庭之志,不欲家國風雪,城廓無人,雲翔藍橋,更不想見英強超我,摘我桂冠。」回歸與雁歸,都不願清怨同來。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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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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