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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

張炳良:範式須變(一):經濟未來不可能重複過去

【明報文章】《基本法》第23條立法後,從中央規劃的角度言,香港已完成過渡至一國兩制的新時期。在愛國者治港、新選舉制度及維護國安法律與機制下,香港再無後顧之憂,已「亂不起」。今後「由治及興」主要任務是拼經濟。

特區政府及業界千帆並舉,對外招商吸資搶人才,在內大搞盛事及繽紛活動,以打造活力之都回來,重振香港「超級聯繫人」角色。他們的努力應予肯定,當然須講求效益、策略對頭,否則事倍功半、急於求成致飢不擇食。

香港長期以來累積了豐厚的經濟底子,城市質素在多方面處國際前列。若目前只屬周期性的不順,以港人的經營智慧,終可走出桎梏,不會如宿命者言輕易倒下。問題是:今天香港是否制度韌性絲毫未損?過去有利香港經濟的大環境是否依然存在?實事求是地看,香港盡享天時地利的歷史風光日子已告一段落,人和也因2019年動亂及後遺對立而受損。

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在肯定「香港人的努力、創意、成就與善良是有目共睹」之同時,強調「過去的貢獻亦不能全等於未來」。重要的是認清結構性情境已變,且傳統的發展支柱在老化,城市相對競爭力大不如前。香港須再審視自身價值、調整視野、敢於「範式轉移」,不讓過去的成就成為今天的思想包袱,也不讓當下的困惑𧗠生悲情。本篇先講經濟,往後探討「一國兩制2.0」未來。

過去天時地利

從地緣政治言,上世紀二戰後香港得以扮演中西方戰略「中介」角色,有賴國家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雙方默許肯定。在中央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策略,以及英治的屏障效應下,香港儼然成為兩大板塊之間的中立地,發揮「第三方」作用。

1970年代起中美關係走向緩和,文革後鄧小平及其後中央領導層推動國家接軌資本主義國際秩序。港商成為首批參與內地改革開放的推手並引介國際慣例,接着西方企業和投資者湧進內地;香港模式且為內地借鑑,尤其在股市金融、土地管理及市政方面。香港雖小,對國家的發展卻戰略價值重大。

內地經濟擴張轉型及多元化,包括房地產投資需求不斷上升,香港融資中介功能更形重要。憑藉穩健法治、發達並監管良好的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香港很快成為東方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超越東京,與紐約和倫敦相提並論。隨着內地成為全球最大工廠和主要消費市場,香港的轉運貿易也受益匪淺。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及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對一國兩制予以西方背書的作用。九七回歸後,香港歷史上構成的「地緣政治中立地」特色未變。基本法下香港與內地在政治、行政、法律和經濟上維持兩制分隔,有利於進華外國投資者及走出去的內地企業拓展營運和分散地緣風險,許多外企內企在港設立區域總部和辦事處,香港成為國際人才和資訊樞紐。

經歷危機 未痛定思痛

雖受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及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但中央經濟挺港。2003年起開放內地「自由行」及引入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之後加強與內地金融合作,包括人民幣離岸交易結算、股市互聯互通等,順着內地經濟高速增長,香港的創富有了保證。

房地產受國際金融中心支撐及國際上量化寬鬆政策刺激而泡沫膨脹,雖造成價租劇升的住房危機,但為政府財政帶來豐厚收益,累積巨額儲備,支持擴大公共服務和基建,延續自港英晚殖起塑造的「低稅、好福利」神話。官民業者流於自滿因循,以為「躺着也能贏」。

經歷兩大金融危機,香港本應痛定思痛,奈何脫險後卻故態復萌,仍主要靠金融和房地產,發展新興產業雷大雨小。有論者把當前經濟不振歸咎於近年政治及國安變數,其實縱無這些變數,香港過去穩定繁榮的舊模式都不易持續下去;一旦大形勢逆轉,結構性脆弱便告露底。

結構性之脆弱露底

過去香港比內地城市先進發達,商品服務以至文化潮流備受追捧,與內地在工資、營運成本和市場滲透率方面一直存在不對稱(asymmetry)。從前有利香港,但時移世易,不對稱的鐘擺轉向對內地有利。粵港澳大灣區緊密融合,雖提供香港新機遇,從國家發展大局必不可少,但也帶來新競爭。

內地城市不斷提升並適應市場變化,在成本和價格結構不平衡下,加上與內地交通和通關日趨便捷,本港零售飲食及旅遊業必受重大挑戰。近期港人紛紛北上消費,乃冰山一角。在跨境虛擬操作流行下,若放寬資歷和執業限制,一些專業服務同樣會面臨競爭壓力。

應對之道,不是閉關自保,或單靠中央政策傾斜,最終靠做好自已,提高生產力及創新和服務含量,向高端高質高增值方向發展,才物有所值,減低被取代的可能。

21世紀貿易重心東移,本對香港作為中外轉運港有利;可是地緣政治及區域戰事打擊全球物流鏈,而內地港口處理容量和自動化數字化超越香港,近年又放寬沿海轉運限制(註),使中轉香港的貨運再減、貿易萎縮,港口排名新近掉出全球十大。

香港的故事不經不覺地已在改寫。內地經濟和科技快速崛起後,香港今天除了其國際金融中心是內地尚難簡單複製外,還有啥值得內地借鑑?以前常說香港的城市治理先進、速度快,現卻有聲音反過來要向內地學習,何其諷刺!香港的價值始終在於「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但特別是2019年之後,內地看到的香港盡是問題而非答案。

地緣政治衝擊大

美中衝突、中西對壘下,香港難有如過去的地緣政治中立空間,因美國、西方已視中國為最大威脅;而國家擔心香港易成國安短板,且因內地已強大起來致香港的利用價值下降。國際資本對香港的政治風險顧慮增加,部分投資者認定「兩制」的國安要求和操作已一體化,視香港的風險趨同內地。若香港不能維持第三方地位,新加坡會逐漸取代其原有分散地緣風險的功能。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生活和經營成本長期高企,但因過去特有地緣位置及機會之都的吸引力,似讓其城市擁擠和昂貴合理化。今地緣政治及競爭力已變,香港可憑什麼優勢去維持其高價格?近年本地人才流失,一些外資公司(或總部)他遷,歐美有點窒步,香港比前更依賴來自內地的人才和投資。

過去北水來得易,也使香港對開拓亞洲其他地區缺乏動力。今年1月,港大經管學院的經濟政策綠皮書指出,香港與新加坡的國際金融中心已呈功能分立之勢:香港乃服務中國為主的中心,新加坡則成為中國除外之亞洲地區的中心。是耶非耶,可再分析,但香港的國際輻射圈確在收窄,政經風險愈趨集中,且受現時內地經濟失衡所壓。

不尚空言 須做穩

再出發征途上香港須認清大勢,不尚空言壯語,也不故步自封;弄清自身強弱虛實,不捨長取短,有所為有所不為;不凡事求大,但要做穩,沉着進取,由點及面。

在遠景和大策略上,做好三方面。第一,升級轉型,提升軟件實力,善用人才和市場,官產學研緊密互動,深化在金融、專業、法律、資訊、航運服務、文化教育上的優勢,但需政策拆牆鬆綁,確保自由創意空間。

第二,區域視野,擴大在大灣區和亞洲地區(尤其東亞)的馳騁舞台,突破生產要素瓶頸。着眼未來20至30年,應好好建構與深圳互補共贏框架,因香港進一步發展已不能沒有深圳,同樣深圳要進一步發展不能沒有香港。

第三,在新的地緣對立中力尋「再中介」角色,當然關鍵是國家仍否看重香港,及西方仍否需要香港這樣的中介。這個中介性須植根中國、有別於內地城市,能擴大全球聯繫合作又善於與西方互動。香港雖難左右大局,但應發展國際觀與論述、展現能見度和話語力,吸引國際組織駐港,敢於跨越意識形態藩籬。

註:中資懸掛非五星國旗的貨輪,現可從內地自貿區港口直接將貨物轉到內地其他港口。

作者是前運輸及房屋局長(2012-2017)、香港教育大學前校長(2008-2012,時稱香港教育學院),現為教大公共行政學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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