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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冠儒

李冠儒:為什麼在日本說不好「中國故事」或「香港故事」

【明報文章】為什麼在日本說不好「中國故事」,也講不好「香港故事」?2022年發布的「Relaunch Hong Kong」項目調查結果反映,14個國家的被訪者中,就數日本對香港前景最悲觀,比英美被訪者更差。

無論是在內地還是香港,現時有不少朋友也希望能夠把「故事」說好,初衷乃防止香港形象在部分別有用心的媒體妖魔化下持續下滑。支持「說故事」的原意,乃鼓勵大家在目前較為緊張的國際環境下,積極跟外國社會溝通。中央也就此對港寄予厚望,賦予香港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定位,希望較為國際化的港人「發揮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包括劉兆佳在內的資深學者,亦在全國港澳研究會成立10周年慶祝大會上,強調並支持香港在民間外交方面多做貢獻。相信真正愛國愛港的人,都希望香港能在這些方面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一得天獨厚的優勢。無論是在上海、北京還是香港,均有不少熱愛中國文化的日本留學生,怎麼反而在日本說不好故事了?

「說好故事」要因地制宜

第一,是因為香港的建設力量,往往試圖總結出一套「說好故事」的範式;而講故事前,卻無深入調研觀眾想聽哪方面的內容。在美國或日本認真講好「香港故事」,以及在沙特阿拉伯或泰國講好「香港故事」的方式,不應該是一樣的。像政策一樣,要因地制宜。要在日本講好香港故事之前,是不是應理解日本常關注的一些buzzwords(「潮語」;例如diversity and inclusion和human security),以及日本讀者如何了解香港相關信息?

具體點來說,是不是至少要知道學者阿古智子的《香港 何去何從》(香港 あなたはどこへ向かうのか)、倉田徹的《香港政治危機:壓力與抵抗的21世紀10年代》(香港政治危機:圧力と抵抗の2010年代)等如何描述香港,以及部分從香港移民至外地的前政客又是怎麼跟日本人講解香港情况?

有人當然會認為他們「反中亂港」,不滿他們不斷妖魔化內地和香港。是的,他們確實把香港說得死氣沉沉、大不如前,與事實確實不符。不過從「講故事」角度來說,即便標籤了對方是對手、敵人,其故事既然已在日本產生了負面且廣泛影響,那是不是至少要考慮如何中和(neutralize)或者有效回應?還是說,我們在香港旗幟鮮明地把他們批鬥一番後,日本人就會看到香港「由治及興」帶來的好處?

這裏想講的其實是一種常識,同樣適用於其他場合。舉例來說,作為僱員,莫非還能寫出一份萬能的企劃書或投標書?如果不能,覺得要有針對性地潤色,那麼我們憑什麼能夠打造講好「香港故事」的「萬能key」?

綜上,一切試圖「說好故事」的「範式」,若脫離區域與國別研究,都是「豆腐渣」,無異於掩耳盜鈴。

內地簽證制度 難留親華知華日本青年

第二,是因為內地方面當前的工作簽證制度,讓很多日本人無法留在中國從事中日友好工作,難以留住「親華」或「知華」日本青年。

從邏輯推論,日本人願意往內地學習,本來就證明他或她有大機率不討厭甚至喜歡中國,是有條件講好「中國故事」的友好人士。當中甚至不乏有志於通過國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促進中日關係者,應多加珍惜。然而眾所周知,在內地碩士學歷目前只是一塊「敲門磚」,當前內地青年就業環境很一般,給外國人批出工作簽證的條件又要求有碩士學歷。同時,日本官方早前公布的大學生就業率高達97.3%,在那邊工作普遍不要求碩士學位。調研時,日本被訪者常反映「讀人文社科的學生,除非搞學術,否則沒必要讀碩,讀了工資不會高很多,反而容易在面試時被質疑當初是否找不到工作才繼續深造」的觀點。

此外,工作簽證申請條件還有「應高於平均工資」等模糊說明,中日友好事業也不是賺錢的事業。於是迫於現實,即便這些「親華」或「知華」日本青年喜歡中國,大多還是要選擇返回日本發展,無法從事中日友好工作。當然,也不能否認在就業環境較差的情况下,給日本人放寬工作簽證條件或許會誘發排外情緒,只是不能排除現有制度有「倒米」成分。

中國學界有海量論文,討論中日民間外交不單讓中國有機會在冷戰下與日本實現關係正常化,也推動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第一個站出來為中國「解圍」的國家,大幅改善中國的國際安全環境。追本溯源,東西匯集的特性正是港人對香港感自豪的重要原因。香港應當把中日友好的二軌外交與民間對話搞好,聯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等組織,落實並推動我們作為國家對外橋樑、把中國模式「國際化」的應有角色。

不解釋涉國安事件 等同讓出解釋權

第三,是因為目前未認真探討或衡量國家安全與「說好中國故事」之關係的環境。國安必然是重中之重,在中共二十大報告等官方文件都有體現。去年中,〈學生發港獨信息返港被捕 日本教授披露後不敢赴中〉等新聞標題在港也常見,於日本更是引起恐慌,自然對「香港故事」有負面影響。

當然,香港方面有不積極響應的理由,畢竟涉及國安案件,均不宜對外透露太多細節。可是日本有高原明生等專家一直表示,他們很在意有關案件涉及的透明性、人的安全、學術自由,證據是2019年幾乎所有知名的中日關係研究者都參與了大規模聯署,要求中國釋放被指控為間諜的北海道大學教授岩谷將。

我認為,我們需明確以下現實:不解釋雖然有其道理,但在宣傳上就等同將解釋權拱手讓給對方。於是日本人往往就會信任被逮捕日本人的單方面說辭,例如被指控為日本間諜的鈴木英司就藉《被中國拘禁的2279日》一書,強調自己作為「日中青年交流協會」理事長,為中日友好奉獻一生,卻於2016年7月在北京突然因涉嫌犯間諜罪而遭禁錮,失去6年自由。在書中他推論自己是遭到因共產黨內鬥爭所牽連,這是一種主觀臆測,然而由於該書已在日本各大書店上架,只有這方面信息的日本讀者難免有「恐華」情緒。

首要恢復對國際交流的信心

我們亟需修正講好「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的思路,不能硬塞給聽眾他們不想聽、不想要的內容。要讓港人發揮他們所長、積極接觸外國人,首先就要恢復各方對於安全地開展國際交流的信心。事實上,以中日交流為例,於2023年因為日本人較難辦理及取得內地簽證,所以有不少中日友好活動選擇在港舉辦,在這方面有一段特殊的機遇期。若不盡快檢討香港及港人在國際交流方面的現有優勢,恐怕這些優勢因為「迴聲室效應」等多重原因,將難免持續減少。

作者是思哲研究所青年教育事務總監、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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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冠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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