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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強

黃富強:創造空間 轉化學童情緒困局

【明報文章】上月,筆者團隊籌辦了一個預防學童自殺的專業講座,與逾百名教師及社工交流。跟以往的專業培訓很不一樣,這次講座原本準備以個案內容為主,但筆者提出兩條問題後,參加者回應之踴躍及深刻程度,足以令筆者決定少說、多聽多交流,留空間和時間給前線人員分享,再逐一引導和回應。

這次講座緣起,是因團隊近日重啟了一個預防學童自殺的網上專業培訓課程,未料短短一周便收到逾3000名教師、社工及青少年工作者報名,反應之快速及熱度令人驚訝。筆者認為情况顯示了問題的嚴重程度之外,亦反映業界相當渴求專業支援,於是趕忙籌辦與前線人員面對面交流的機會。

會後筆者一直思潮起伏,回想每個前線人員的所言所感,既真實又沉重。筆者盼藉本文整理當中一些感受與觀察,讓大眾對學童自殺問題及前線人員承受的沉重壓力,有更立體的了解。

多重因素疊加 產生自殺危機

在學生自殺問題上,前線人員包括教師、社工和輔導員等被賦予第一線守護角色,即使他們已受過專業訓練及有一定經驗,面對近日學童精神危機也感難以招架。去年有300多名學生企圖自殺的數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現場不止一名教師提及校內不少學生出現情緒問題,亦有教師控制着情緒談到目睹學生在班房自殘的經歷,前線人員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筆者現場提出第一道問題是:什麼關鍵因素引致學童自殺現象?這問題可能很多人問過、想過,但集體討論的機會不多。筆者邀請這班實戰經驗豐富的教師、社工,即場上線輸入他們的想法;現場收集的結果顯示,最突出因素為家庭關係、朋輩關係、學業壓力,其次還有社會環境如疫情及教育制度,以及個人因素如無意義、絕望等。

學童自殺現象的出現,顯然是多方面原因造成。換句話說,其實無單一原因或事件足以導致學生產生極端行為。問題是,何以多方因素同時觸發而不幸地導致悲劇?

教師A說,在家庭方面,本來家是學生的避風港,可是主流價值扭曲下,家庭變成「在最少時間爭取最好和最多表現」的訓練場。教師B認為,學校環境亦不遑多讓,香港節奏急促、思想實際,教程活動排得密麻麻,學生沒空間感受生活和消化壓力,累積到某個點就爆發出來。教師C察覺疫情令教學環境劇變,師生互動及學生相聚時間大減,削弱了年輕人建立價值和處理問題的能力發展。社工D則從大眾文化角度觀察到,網絡流行的「躺平」文化、社群恐慌、「認真就輸」等價值,深刻影響着網絡新生代。

以上種種原因產生出來的疊加效應,就像一個龐大羅網,撒在這一代年輕人身上。當一件又一件生活事件纏繞個人情緒,卻無法在家庭得到疏導,在朋輩間亦未能得到紓緩,再加上個人思維缺彈性,這個巨大羅網便一再勒緊當事人情緒,漸漸綑綁形成死結,最終導致極端行為。

創造選擇空間 提升精神健康

筆者因此提出第二道問題︰有什麼處理此危機的有效方法?陪伴、同行、聆聽、關懷、同理,是現場大多參加者提出的方法。的確,功課及朋輩問題師長還可從旁協助;但家庭、社會及個人處境織出的巨大羅網,並非單憑教師、社工可代為解決。作為前線人員力所能及的,就是陪伴、接納與鼓勵。

然而筆者不願就此罷休,難得聚集這群經驗豐富又關懷學生的前線人員,如何把問題想得更深入具體,在恍似不能改變的環境下,幫助一個受着負面情緒困擾的年輕人轉化?

綜合當天前線人員的實戰經驗和分享,筆者整理出兩個方向。其一是減少活動、騰出空檔,尤其是減少「強制」學生參與的活動。譬如有教師提到,學生即使放學和放假都要補課,再加添「紓壓」活動,只會把生活空間填得更滿;有同學直言,「你想我去見社工,我寧願瞓多兩粒鐘」。推行精神健康不能一廂情願,尤其面對年輕人,再好的活動若是強制推行,只會適得其反。

有教師則分享成功經驗:她的學校雖也安排一系列活動給同學參加,但留有空間給同學選擇,由運動到煮食到表演,同學可各適其適自由參與,老師甚至給予同學自訂活動內容的空間,由校方協助實現。結果這些同學不但投入參加,更主動表達想法。

這正是筆者認為的第二個方向︰持續為學生創造有選擇的空間。要知道,無論教育制度或社會文化,以至個人成長及家庭背景,都不是教師和學生可一時三刻扭轉改變。如何在現有處境和困局中創造空間,在密密麻麻的教程中擠出一道喘息隙縫,容許學生可相對自由和自主地學習,這對年輕人身心發展和精神健康起着關鍵作用。

筆者近年提倡的輔導方向之一,是「優勢導向」(strength-based)的輔導方法,與案主一起運用創意思維,發展個人專長。例如有人想做咖啡師、有人想錄製歌曲,透過訂立方向目標,在實踐過程中增加案主的能力感及意義感,已實證有助提升精神健康。

師長愛學生 也要愛自己

前線教師和社工也一樣需要這個空間。當日在分享過程中,筆者切身感到前線人員承受的沉重壓力:每天面對不同真實案例,需要做多重的專業考慮和判斷,例如某個處境下應否把同學送院?在複雜家庭背景下如何介入協助?是否已為同學做得夠、做得好?

筆者當日除了給出一些原則性的建議予大家考慮,也分享了自身怎樣面對輔導個案輕生的經歷。以人為本的關顧工作,從來都充滿複雜性和處境性,沒有完美或標準答案。我相信,每名接受過專業輔導及教學訓練的前線人員,在當刻處境中已做出當時最好的回應,需相信自己判斷,也接受自己的有限,愛錫自己才能繼續愛錫學生。

上月於全港中學推行、以學校為本的預防學童自殺3層應急機制,為期僅兩個月,本月底便將完結,後續如何尚待公布。然而這類處理危機的機制,是否真的可以解決學童自殺危機呢?當政府設計政策及推出方案時,有否考慮學生及前線人員的想法和需要?一個與前線實况有落差的政策,又可會是有效和到位的好政策?這些問題留待大家進一步思考。

作者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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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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