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行政長官李家超去年底宣布成立特首政策組,並委任時任立法會議員黃元山擔任組長。黃元山早前出席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向議員解釋政策組編制情况,指政策組需設立8個首長級常額職位,預計每年總體開支達1.3億元。
設立特首政策組作為行政長官「智囊」,大方向沒有人反對,現時外界的質疑主要有三:一是每年過億元開支是否太貴,能否設立KPI(關鍵績效指標)衡工量值;二是如何避免重蹈之前「創新辦」無所作為、做騷多過做事的覆轍;三是如何協調好與其他政策局的分工,避免出現政出多門情况,真正發揮好「智囊」的角色。
智庫營運開支不菲
有人認為特首政策組每年過億元的開支太大,這其實是對智庫運作的不清楚。智庫營運成本從來不便宜,薪金、租金、設備、研究經費,以至查閱各種數據、文件、資料,加上各種會議、出版等費用,每年都是一個不菲的開支。
外國的主要智庫,例如有「冷戰智庫」之稱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6年的企業捐贈就達到1489.2萬美元,佔當年總收入的34%;其總收入逾4000萬美元,才足以維持營運。智庫的開支絕大部分用於研究,例如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2019年的經費有76%都用於項目研究和分析。就算香港的智庫不能與國際一流智庫相比,但較具規模的智庫,每年營運開支都不在少數。
特首政策組作為行政長官的智囊,肩負四大重要職能:既要倡議及協助制訂長遠和策略性的政策,又要分析及建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對接重點,更要審視國際關係和形勢、掌握香港民情。這些工作涉及面很廣,有很強的專業性,也需要較高水平的人才,要有很大投入,才有可能得到有價值的成果。
而且,做研究不是冲咖啡,投入多少咖啡豆就一定能夠冲出一杯咖啡;從事政策研究者有時花費大量精力時間,不一定能夠取得滿意成果,而政策建議也不能計量而要計質。倘硬要設立KPI,設定每年要有多少個研究,這樣的指標只會造成形式主義。要「產出」多少份研究報告並不難,關鍵是質量。
政策組需把脈探熱、謀劃長遠、拾遺補缺
套用句老話:貴不貴要看的是價值而非價格。特首政策組如果交到功課,每年1億多元的開支自然是物有所值。特首政策組要發揮作用,至少要發揮以下三大功能:一是把脈探熱,二是謀劃長遠,三是拾遺補缺。
上屆政府將原來的中央政策組變成非驢非馬的創新辦,結果「創新」看不到成果,反而令政府失去了重要智囊和民情探熱針,在修例風波中完全未能探測民情,預知到這場巨大的政治風暴;創新辦所謂吸納青年更是徒勞無功,變成一個昂貴的擺設,這樣的開支當然是貴。
具「心戰室」功能 不能純務虛研究
作為行政長官智囊,最主要功能是協助把脈民情,包括社會和線上的民意走向、市民對各項社會議題的反應、各種潛藏的風險評估,從而協助特首規避政治風險,順勢而行。這是特首政策組的主要工作,否則民情把脈不準、政治風險不斷,又談何長遠規劃、推動發展?
特首政策組雖名為政策,實際具「心戰室」功能,不能純務虛、純理論政策研究,更要肩負民情研判、宣傳講解政策的重任。這需要各種民調專家、政治公關參與其中。擅長政策的人,未必擅長政治。術業有專攻,特首政策組的人才也要多元化。
至於謀劃長遠,講的是特區政府的規劃思維。這是香港的短板,與國家更是格格不入。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F. Engle說過:「中國在為下一代制定5年規劃之時,美國只在為下一屆制定選舉規劃。」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國政府為推動經濟發展、保障民生、紓緩貧富懸殊,都在不斷強化政府對發展和產業的主導及帶動作用。香港要融入國家戰略,同樣要規劃對接規劃,但特區政府卻沒有專責部門思考、研究長遠發展計劃。
政策局着重的是政策而不是長遠規劃,特首政策組一個功能,就是協助特首謀劃長遠。這與其他政策局的分工是明確的。政策局主要負責政策制訂,特首政策組較多聚焦長遠規劃及重點課題研究,有點類似英國時任首相貝理雅於2002年成立的「首相策略組」(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其特點就是項目導向,並非處理政府一般政策,而是着重就重要課題向首相提供策略性的意見和支援。政策組與政策局各有分工,才不會出現政出多門情况。
以政績而非KPI數字說話
最後就是在政策出台前的拾遺補缺,不單協助特首對準備出台的政策具體內容作最後把關,更要全面研判出台時機、可能出現的政治風險及阻力;在民情反彈過大之時,更要發揮「煞車」作用。
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只要有助於管治、有益於香港,設立特首政策組並沒有質疑之理。關鍵是政策組能否做到這3個功能,這需要從實踐中檢驗,以政績說話,而不是一堆KPI數字。
作者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文化協進智庫高級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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