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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然

李浩然:保育與發展非零和遊戲 融合規劃創造價值

【明報文章】去年12月市建局向古物諮詢委員會交代衙前圍村重建項目考古報告,因應獨立考古專家的建議,為保存圍村的歷史建築和遺蹟制定合適保育方案。市建局與獲委聘的保育建築師團隊,以傳承圍村的「形」和「神」作為保育方針,融合部分具代表性的考古發現,並優化保育公園設計,以彰顯圍村的建築美學、科學、歷史、社會和文化精神5項重要文化遺產價值。

筆者多年來從事城市發展及保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亦出任市建局非執行董事,樂見最新的保育方案得到政府和古諮會支持。另方面,筆者從媒體報道知悉,部分意見和評論只着眼於保留圍村硬件,認為應「原汁原味」保存圍村現貌,不應加入新發展元素。

筆者認為,香港市區土地經多年發展,已出現新建築物與具歷史和文化價值的舊建築夾雜共存的現象。實踐市區更新的真正挑戰,在於如何將發展和保育融合,發揮相得益彰效果;若將兩者視為互不干涉的範疇,會導致新發展項目與地區原有歷史建築物氛圍不協調,影響城市景觀之餘,亦浪費為社會創造價值的潛力。

此情况就如位於中環半山的法定古蹟甘棠第,被保育作為博物館,昔日華商的輝煌歷史雖可透過館內展覽展示,但它卻未進一步轉化為城市資源。這種將舊建築「博物館化」的保育,雖保存了它的「生命力」和保育價值,惟未能對社會帶來更大裨益。

筆者希望藉此文釐清在市區更新過程中,「保育」和「發展」並非零和遊戲;相反,實踐保育和發展並存的理念,既能創造社會價值,亦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同時,本文亦以衙前圍村重建項目為例,就如何在規劃發展的框架下保育歷史建築,達至保存地區歷史和文化特色,彰顯文物價值和承傳,作進一步解說。

城市建築保育 不必追求原汁原味

社會不少意見談及保育舊建築時,堅持建築物必須完整保留,不能改動。這種理念源於1970年代,國際社會注意到大量古代文明遺蹟、皇宮和教堂等地標,在二戰期間以至戰後的城市發展階段遭破壞,聯合國於是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提倡各國保育這類「地標式」古蹟。

這類獨一無二的「地標式」古蹟,建築物本身的設計具高度觀賞價值,須以「原汁原味」方式保育,彰顯其獨特性和文化成就。此有別於保存已發展城市內的民生建築,它的實用性才是靈魂所在,在於反映舊日民生演變過程和生活面貌,例如建築空間的運用,以滿足居住、營商以至社交等不同需要。

故此,筆者認為保育城市民生建築的適當手法,是結合樓宇復修和活化的市區更新模式,修復舊建築和提升設施,賦予它新的功能,以轉化成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資源,延續建築物「為民所建、為民所用」精神。

這種從「保育硬件」邁向以「活化再用」作主導的演進,與國際對建築文物保育趨勢脗合。國際文物保育憲章《布拉憲章》(Burra Charter)便提及,文物保育應着重維護5項重要文化遺產價值,建築美學只是其中之一,其餘4項包括傳承科學、歷史、社會和文化精神。

此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於2011年通過《關於城市歷史景觀的建議書》,針對城市層面的歷史景觀,具體闡述相關保育目標,是「改善市民居住環境,並提升城市空間的可持續運用,同時保存地區活力和地方特色,促進文化和城市功能多元化」。在這方面,建議書亦提到社會需將保護城市遺產與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目標結合,並在保留歷史遺產與滿足現在和未來世代的需要之間取得平衡。可見,國際社會一直提倡保育與發展共存的策略,兼顧社會整全利益,推動城市永續發展。

市區更新配合可持續發展目標

市建局近年以「規劃主導,地區為本」方針,為更新舊區制訂規劃藍圖,在促成整體地區性的更新過程中,貫徹此保育城市遺產與促進發展並存的策略。

在「油旺研究」中,市建局提出透過保育油麻地榕樹頭,以天后廟為中心組成「文化帶」,並重整附近未盡用的政府土地用途作配合,以增加未來發展彈性,促進經濟發展,整體提升文化帶及周邊地區面貌;而去年公布的九龍城「龍城」區發展計劃,市建局亦結合重建、樓宇復修、保育及活化工作於一小區內推行「融合策略」,藉着重建,改善居住質素、提升社區設施、增加區內綠化空間之餘,亦着重保留該區的潮州及泰國文化特色,從規劃層面考慮如何在整體設計上配合,為舉辦傳統節慶及富地區文化特色的活動提供場地,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此市區更新的方針,體現舊區在整體更新規劃下,平衡現在和未來社會的需要,達至城市可持續發展。

再說衙前圍村項目。它早在市建局成立之前由土地發展公司啟動,當時項目範圍部分原有圍村建築已被拆卸,而大部分村屋業權亦被發展商收購,按當時一貫做法,可如一般發展項目一樣開展重建。市建局接手項目後,主動將保育融入發展之中,因應地區持份者對保育圍村文化的訴求,糅合復修、保育和活化市區更新手法,保存圍村內具特色的舊建築和考古遺蹟,並建設保育公園,傳承歷史和文化特色。

衙前圍村項目融合重建活化策略

筆者留意到市建局根據考古專家的獨立考古評估意見,並參照《布拉憲章》指導方針,保存圍村建築美學、科學、歷史、社會和文化精神5項重要文化遺產價值。

當中,衙前圍村門樓、「慶有餘」牌匾和天后廟作原址復修,圍村的中軸線亦保留,讓原建築美學及圍村氛圍得以保存;歷代建築工程技術的演變及遺蹟背後的古代科學,將透過展示部分圍牆地基方式重現;圍村角樓地基遺蹟亦原址保留,連同圍村入口兩旁設置「詮釋走廊」,讓市民了解圍村歷史。至於圍村的社會價值,則於日後保育公園舉辦的展覽、導賞團活動中彰顯。在展現圍村文化精神方面,團隊將在天后廟前方增設小型廣場,鼓勵村民復辦太平清醮等節慶活動。

為協調發展項目的新舊建築設計,市建局會優化保育公園的設計及增加面積,同時維持在南北兩座住宅大樓之間保留較寬闊隔距,並將住宅大樓底層升高,整體上更能提升保育公園的空間感。

市建局將會把上述各項保育設計標準,列入重建項目地契條款及合作發展協議內,以確保發展商按契約列明的標準與品質興建,使項目能達到《關於城市歷史景觀的建議書》提出城市遺產與發展結合的保育目標。

筆者十分認同衙前圍村項目的保育與發展並存方案,它反映了保育元素在規劃層面得到充分而整全考慮,並融入發展概念內,不單改善城市整體已建設環境,保育公園更會對外開放,讓本已破舊的村屋和長埋地底的遺蹟,成為與民共享的資源。項目惠及的不止該區居民或日後回來聚首的圍村村民,更有助傳承香港數百年的圍村發展歷史,呼應可持續發展目標內有關保育文化遺產(包括非文質文化遺產)的願景。

我期望上述解說,讓社會理解保育不是對保留舊建築作過分理想化的憧憬;我們更要從「人」的角度出發,思考在保育這些城市硬件之上,如何配合當前城市規劃和社區需要,活化為「為民所用」的資源,創造更大價值,達至改善居民生活質素、居住環境,以至提升社會整體文化素質和精神財富,讓城市邁向更多元化發展。

作者是市建局非執行董事、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前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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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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