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在數碼時代，新聞媒體若要維持成功，便需要改革。不過如同所有改革一樣，轉變往往會帶來陣痛和風險。過去多年，學者和業界人士已討論過不少相關問題，例如媒體若追逐網上點擊率，會如何影響新聞質素；另外，媒體該如何尋找可持續的網上營運模式等等。
除了上述圍繞機構層面的議題之外，近年外國學術界亦開始關注記者在數碼時代中該如何自處，其中一個着眼點就落在網絡騷擾這個問題上。
增網上曝光 有利也有弊
記者遭受網絡騷擾這個現象，跟行業生態息息相關。由於現時傳媒需要透過數碼平台發送新聞，為加強內容的網上傳播，不少機構都會鼓勵甚至要求記者開設個人帳戶，與受眾互動。傳媒期望透過記者的魅力，跟受眾建立起緊密關係，藉此為機構吸納忠實支持者。
當然，若記者能夠成功經營網上平台，個人也會有不少收穫。這將有助他們建立個人品牌，搖身一變成為網絡輿論領袖，其名聲和市場價值亦會隨之提升。
但所謂「針無兩頭利」，記者增加網上曝光，無疑在公在私都會有所得益；惟另一方面，這亦會增加自己被公眾負面抨擊，甚至被網絡騷擾的風險。
如上所述，近年有關記者遭受網絡騷擾的學術研究持續增加，研究個案更遍及美國、印度、韓國、瑞典、芬蘭、菲律賓等地，說明了這是一個全球現象。針對記者的網絡騷擾，有不同種類和形式。就被騷擾的對象而言，既有記者本人，也有其家人和所服務的傳媒機構。就騷擾的性質，既有性騷擾，也有暴力恐嚇及政治恐嚇（例如，恐嚇會將記者的所作所為向政府投訴）。
女性、少數族裔、政治記者首當其衝
而被騷擾的原因，有基於記者的個人背景，也有牽涉他們的工作表現。就個人背景而言，縱然世界各地的民情不同，但不約而同的是，女記者往往較男記者更多遭受網絡騷擾，尤其是性騷擾。另外，少數族裔記者亦經常成為受害者。這都清楚反映，社會對於性別和種族的不公歧視，也出現在新聞行業上。
至於針對記者工作表現的網絡騷擾，很多時候是與政治掛鈎。在某些地方，對記者施以網絡騷擾，其實是一種打壓異己的政治策略。
一項有關印度的研究就分析了，當地一些政府支持者如何在Twitter上，向他們視為對政府存有敵意和偏見的記者施行騷擾，從而達至施壓的效果（註1）。例如他們會在網上鼓動輿論，呼籲社會各界不要邀請與政府敵對的記者出席任何活動，亦會呼籲政府官員不要接受那些記者的訪問，及杯葛他們所服務的媒體所舉辦的活動等等。另外，這些政府支持者亦特別針對西方媒體記者，經常抨擊他們抹黑印度，同時指控他們愚昧和存有種族主義偏見。
有學者就形容，上述由下而上以民眾主導的網絡騷擾，是一種「暴民式審查」（mob censorship）。在威權社會，這種行為跟政府的正規審查相輔相成，對記者構成加倍的政治壓力。而在民主社會，由於政府或政治人物不能隨便利用法律對付記者，故可以利用網絡騷擾達到一種間接、非正式的政治操控。一些研究的確指出，當部分記者遭受網絡騷擾之後，他們會自我審查以避開爭議，令業界出現寒蟬效應。
導致言論審查 亦影響身心健康
此外，網絡騷擾亦會對記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響，例如當他們面對大量批評和滋擾，會感到疲憊、不安、渴望脫離社交媒體，甚至離職。另外，網絡騷擾亦使記者對其讀者產生負面觀感，包括認為他們不理性、與自己存有隔閡，亦覺得跟他們互動變得毫無意義（註2）。簡而言之，網絡騷擾既傷害了記者的情感，也打擊其專業工作。
面對上述問題，新聞機構如何保障員工福祉呢？既然記者是為了幫助公司開拓網上平台，而不幸蒙受騷擾，僱主理應有責任協助員工排解疑難。但實情是，環顧全球，原來不少機構都沒有積極處理問題，一些更反而採取視若無睹、不聞不問的態度，甚至將問題歸咎於記者身上。
新聞機構如何保障記者？
在美國，一項相關研究就發現，當地很多新聞機構只顧叫記者與受眾保持頻密互動，但就沒有採取一些預防和保障措施（例如發布指引、提供教育和培訓），去協助記者應對網絡騷擾。就此，他們只能靠自己去解決問題，或向家人、朋友和行家求助（註3）。
同樣情况也出現在芬蘭，在欠缺機構支援的情况底下，當地記者主要從他們的直屬上司、同事及公司以外的同行尋求支持（註4）。而在南韓，記者也是自行去應對問題，例如是透過提升報道水平去驅趕負評，並嘗試與讀者保持適切的情感距離，冷靜看待網上評論，以避免情緒太容易受到波動（註5）。
總的來說，在目前看來，記者面對網絡騷擾，都只能互相守望、自求多福。惟求新聞機構未來會更加重視問題，善待員工。
註1：Bhat, P., & Chadha, K. (2022). The Mob, the State and Harassment of Journalists via Twitter in India. Digital Journalism.
註2：Lewis, S. C., Zamith, R., & Coddington, M. (2020).Online Harass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Journalist–Audience Relationship. Digital Journalism, 8(8), 1047-1067.
註3：Holton, A. E., Belair-Gagnon, V., Bossio, D., & Molyneux, L. (2021). "Not Their Fault, but Their Problem":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the Online Harassment of Journalists. Journalism Practice.
註4：Kantola, A., & Harju, A. A. (2021). Tackling the emotional toll together: How journalists address harassment with connective practices. Journalism, 24(3), 494-512.
註5：Kim, C., & Shin, W. (2022). Harassment of Journalists and Its Aftermath: Anti-Press Violence, Psychological Suffering, and an Internal Chilling Effect. Digital Journalism.
作者是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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