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近日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改革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議員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呈交的文件列明，其建議與2019年在中大發生的示威衝突有關；建議將大學校董會的校外和校內成員比例，由現時接近1：1，改為2：1；同時大學校董會主席和副主席，由大學監督（即特首）直接委任，而大學校長和副校長的聘用，需經校董會不少於四分之三投票通過，變相使共佔26%、由特首委任的委員，擁有否決權。
議員認為擴大校外委員是大學接受公帑資助要向公眾負責；另一方面，有校友憂改革會擴大特首的影響力，書院成員的減少亦削弱中大書院制精神。其實核心問題是：大學接受公眾問責，抑或接受政府問責？
現代大學面對的政治現實
對的，現代大學接受公帑資助，有責任向公眾負責。中文大學的創始書院之一新亞書院，創辦人曾奉當時已遷台的中華民國為正朔，以10月10日為校慶、舉行升旗禮，亦曾獲蔣介石私人資助。惟至1959年，新亞書院接受政府補助，於1960年，即取消雙十升旗禮，翌年將校慶改為9月孔子誕，校方無回應是否與資助有關。情况就如自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雖法例未具體列明，但各大學陸續主動「依法」推動國家安全課程，作為畢業條件。不論是稱為「公眾問責」，抑或「政治現實」，也是接受公帑資助的現代大學跨不過的坎。
矛盾在於，思想和科學創新，常常犯禁。新的科學常有倫理牴觸，新的政治和社會思想往往衝擊當代既有觀念。公立大學的政治現實和學術自由，本就有微妙的平衡。大學在狹縫中小心翼翼，保障自主；當權者容讓大學管理和研究免於政治干預，促進社會革新。事情悲哀，但現實。
大學自主抑或「政治治校」？
然而，微妙的平衡被新時代打破。近年常見親建制人士高調批評中大校長和校政，立法會議員於2019年後對申請撥款的大學以否決撥款施壓，或大學行政透過人事和資源干預學術發展，都對學術自由帶來衝擊。
自2019年社會運動平息後，多間大學都用防疫和保安為理由「封校」，加設閘機和出入登記制度，被批評違背大學應該開放予公眾的社會責任。早前中大校友評議會不理被指違規和利益衝突，以影響校譽等理由，褫奪3名年輕校友的參選資格。公眾和校友批評「政治治校」，評議會聲稱合法合理，卻令公眾對大學自主失去信心。
親建制人士常有一個講法：某某團體只顧及自己小圈子利益，教師操守議會如是，醫委會如是，都是「師師相衛」、「醫醫相衛」；只有大幅擴張政府委任，或政府能夠間接影響的校外委員比例，才能保障問責。但又不提，如此會否「官官相衛」？如今建議增加校外人士比例，當中特首委任及立法會議員比例，卻由18%大幅擴張至35%。有關建議是真正擴闊校外人士參與，抑或只是增加了親建制人士的干預？
由特首委任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已確保政府資助的大學，在運用資源時用得其所，實在不需大費周章委任校外人士、控制校董會。如只有透過控制校董會才能確保監督，則恐怕全港資助機構都需有大量政府委員。比喻之下，便知不合理。
自2015年港大副校長任命事件起，到近年各大學對學生組織增設重重限制、敢言學者離職、立法會對大學撥款的控制等，都引起社會對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的憂慮。民間和學者，包括2017年港大檢討小組，建議廢除特首必然校監制，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為了取得民間對大學學術自主的信心。如今立法會就中大校董會的改革建議卻反其道而行，既未能解釋其必要性，卻又對大學的理念和校友信心造成衝擊。
保障學術自由和大學自主，才是真正向公眾負責。最近有校友談論中大60周年的新發展有助公眾信心，我卻常說：公眾對大學的信心，不是校慶的航拍機和燈光表演所造就，而是大學能否展示自己的理念和骨氣。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要鳳凰，不要傻雞，才是中大之福。
作者是前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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