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前文提到（編者按：刊2月20日《明報》），一般網上對於英國教育的評價及趙永佳友人在英的經歷似乎有些不一致，因此引來我們的好奇去探討和解釋這兩種說法及差異。然而前文的分析，只綜合所有香港和英國學生的數據及比較兩地學生平均狀况，未能了解不同背景群組的處境。若要了解移英港人子女有機會遇到的狀况，我們應聚焦在有移民背景的學生。此外，教育社會學經常強調，學生的家庭資源和學業成就的關係密不可分，因此我們亦應探討不同社經地位的影響。然而至今還未有研究直接比較移英港人子弟與本地學生的表現，因此我們還是以2018年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數據作間接比較。
在學生整體表現方面，香港本地學生（529分）和移民學生（522分）的閱讀平均分僅差7分，而英國本地學生（511分）與移民學生（491分）的平均分則相差達20分，可見英國本地和移民學生的整體表現差距比香港大。這又是否表示港人子女移民英國後會吃虧呢？
在幸福感方面，香港移民學生的主觀幸福感指數為0.1（表1），比本地學生高。雖然英國移民學生的主觀幸福感指數是-0.18，但仍高於英國本地學生，可見兩地移民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同樣比本地學生顯著地高。再者，香港移民學生與本地學生的主觀紀律風氣指數相差不大，但英國移民學生比本地學生卻更認為學校的紀律風氣更佳。
還有就是，據PISA另一份幸福感報告（註1），在香港，移民背景與學生的「開心」或「傷心」情緒無關係；但在英國，移民背景卻與傷心情緒有反向關係，意味着原來英國的移民學生明顯較少感到傷心。
學生社經地位與學習表現
除了聚焦在學生的移民背景，學生社經指數（以家長教育程度、職業類別及家庭所擁有資源評定）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度去分析兩地學生狀况。
在學生整體表現方面，一項在PISA研究中由來已久的發現是，雖然社經地位差異對學生表現有所影響是普世現象，但香港比較其他地區的影響卻相對較小。倘把學生社經地位分為4級，而計算每個層級的閱讀平均分，我們可得知香港和英國學生在最高層級（社經指數最高的首25%學生）的閱讀平均分，分別為555及550（表2）；而兩地最低層級者分別為497分和471分。因此，香港最高和最低層級學生的平均分差別只是12%，而英國則是17%。這意味着在香港，即使社經地位低的學生亦能取得較高成績，相比英國學生，社經地位差異對整體表現的影響較細。
附圖更能直接顯示兩地的社經地位對閱讀水平的影響。在每個閱讀等級裏，英國的平均社經指數都比香港高。這表示在香港，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生仍能成為高閱讀水平的學生；而在英國，學生需有更高社經地位才能達到較高閱讀水平。以閱讀水平等級5為例，香港社經指數平均值為-0.17，而英國則高達0.72，這意味香港社經指數較低的同學能發揮出等級5的高閱讀水平；但在英國，社經指數為-0.17左右的學生的閱讀水平只位處較低等級。
那麼這些數據是否表示，所有香港學生移民到英國就能有更好表現呢？遺憾的是，似乎是社經地位高的香港學生才有機會從移民中得到好處。因為當我們再仔細分析PISA數據，發現社經地位高（家長最高學歷為職業文憑學位畢業和大學畢業或以上）的移民學生，與本地學生的閱讀平均分沒有差異。但若比較社經地位低的英國移民和本地學生，本地學生的閱讀平均分是遠高於移民學生。因此，社經地位高的香港學生倘移民英國，有機會能發揮與本地學生差不多的閱讀水平；但社經地位低的移英學生的表現，就較有可能會落後本地學生。
社經地位與情緒
最後，根據PISA的幸福感報告，在英國社經地位高低與學生的開心情緒或傷心情緒，沒有關係；但在香港社經地位高的學生與開心情緒，卻有反向關係（註2）。這意味社經地位愈高的香港學生，愈少感到開心。這可能是與父母的升學期望有關，因一般社經地位高的香港家長都盼子女能入讀大學，甚至是「神科」，而且他們大多來自競爭激烈的名校。這也符合上面所指，香港學生更易因學習和競爭而感到壓力。
綜觀以上數據，若社經地位高的香港學生移民英國，其表現較大可能與社經地位相似的英國本地學生分庭抗禮，繼續維持在高水平。畢竟社經地位高的香港學生的英語水平本來就較高，他們能更快適應新學習環境。而社經地位低的學生如果移民英國，其表現還有可能不及同等社經地位的英國本地學生。
由此可見，較低社經地位的香港學生若移民英國，單是家長的英文水平一般便無法支援子女適應當地學習環境，他們就已很大機會沒法維持本來在港的學習水平。反之，社經地位高的香港學生卻較大機會保留原來優勢之餘，亦能享受英國教育的自由，及擺脫香港高壓學習氣氛和競爭激烈的「神科」學位。終歸英國知名大學數量比香港多，即使家長要求自己入讀較有聲望的學校，難度相比香港還是小得多。
結語
總的來說，英國教育制度或許對某些學生而言是一道曙光，尤其是對社經地位高的香港學生。英國教育相對香港有較輕的升學壓力，也使學生可較自由發展。不過，這些好處卻不是每個移英的香港學生定能擁有，因教育成就和家庭背景還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社經地位高的香港家長，除了可提供充裕資源為子女選擇一個合適學習環境，亦能維持子女原有學習優勢。我們要注意，決定移英的家長及子女，大多原來就是追求愉快學習多於成績，在「求仁得仁」的自我篩選（self-selection）下，或許能說明為何大部分網上的移英家長都唱好英國教育。
無可否認，社經地位高的香港學生從來就有更多選擇去解決學習需求，移民英國只是最後一着；不過亦不代表社經地位低的學生在港就只能坐困愁城。其實香港教育制度對這些學生也有不少支援，只要抓緊機遇，基層同學亦能有出頭天。
正如較早前趙永佳的另一篇文章（註3）表明，社經地位較弱的同學如果學術能力到位，還是可以有不俗的升學機會。說到底，香港教育制度的優勢可能並不在頂端的名校，而是在那些雖然受困於文憑試這個框框，卻仍努力為弱勢同學創造成長機會、營造幸福感與歸屬感的基層學校。香港教育制度當然並非沒有問題，但我們亦不能抹煞不少教育工作者的努力。
註1：PISA 2018 Results (Volume III) What School Life Means for Students' Lives, 頁182至183
註2：同註1，頁191
註3：趙永佳、何瑞珠，〈特區新一代的「少年十五二十時」〉，2023年1月9日《明報》
作者趙永佳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黎子而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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