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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然

魏然:反思疫情虛假信息傳播 抵抗「資訊流行病」

【明報文章】去年尾,中國內地頒布「新十條」,把「動態清零」政策變成「清病不清毒」,開啟群體免疫時代。其後短短幾日,本港亦突然撤銷大部分防疫措施;期盼已久的全面通關,開年即實現,恢復正常生活指日可待。

過去3年疫情期間,出現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的大量不盡不實、似是而非的虛假資訊,在本港和亞洲地區氾濫,既給政府抗疫增添困難,又對民眾防疫帶來困擾。世衛把這種情况視為「資訊流行病」(infodemic),呼籲各國抗之。那麼,疫情虛假資訊是如何傳播?它帶來的社會影響有哪些?基於一項得到港府資助的跨領域、跨校合作研究——「疫情錯假資訊在亞洲四城市的傳播與影響」,本文旨在總結虛假資訊的傳播規律,反思虛假資訊的治理問題。

通過在香港、北京、台北和新加坡的調查,這項研究旨在探究諸如「白酒可以殺死病毒」、「疫苗會改變人的DNA」之類缺乏科學依據的資訊之來龍去脈、資訊特徵和傳播路徑;同時,探討民眾如何接觸、分享虛假資訊,以及虛假資訊對認知、情感和行為的影響。

為完成這項全面、跨域的研究,研究團隊採用多元研究方法,蒐集社交媒體上近百萬則微博帖文,對四地8000多名民眾展開問卷調查,邀請近百人參加深度訪談。

內地疫情虛假資訊

呈現典型二級傳播

(1)虛假資訊源頭與特徵

微博上出現的新冠病毒虛假資訊,與四地疫情爆發的嚴重程度密切相關。關於新冠的虛假資訊始於大流行初期,呈現海嘯式暴增;每當有新的疫情爆發,疫情謠言就會再起,隨後一波又一波出現了幾個快速增長的峰頂(附圖)。

就疫情虛假資訊的特徵來說,比起真實資訊,虛假資訊的微博帖文通常篇幅很短,沒有附上帖文來源鏈結,並且虛假資訊在文字表述上更聳人聽聞、頗為「吸睛」,導致廣泛傳播。

(2)傳播模式和規律

回溯源頭,大數據分析顯示疫情虛假資訊的主要來源,是微博7億用戶中未經實名驗證的用戶。虛假資訊傳播範圍比真資訊細,但其傳播網絡更深,即用戶對虛假資訊的轉發會更容易引起關聯用戶轉發,因此會持續不斷地通過分享產生二手傳播。傳播過程則呈現典型的二級傳播——虛假資訊經「網紅」轉發後被網民大量傳播。

(3)社會影響

虛假資訊的傳播存在不少潛在社會問題。首先,疫情虛假資訊會增加負面情緒,尤其是焦慮感。第二,虛假資訊的大量傳播會掩蓋正確資訊,並且帶來的錯誤資訊會造成民眾對新冠病毒的困惑,及對正確防疫措施產生懷疑。第三,虛假資訊會加深市民對疫苗的不信任甚至牴觸態度。第四,長期接觸過量虛假資訊的市民還會產生資訊疲勞感,對相關資訊一概迴避。

對抗疫情虛假資訊的思考

新冠大流行總會過去,但下一場危機不知何時到來,我們要汲取經驗,提高風險管理能力。基於以上研究發現,我們要反思如何防治虛假資訊,控制資訊流行病,提升民眾對虛假資訊的免疫力。

一、社會層面:增進政府作用

疫情虛假資訊已經成為一種不可不防的另類流行病,但要達到虛假資訊「清零」似乎不易。與新冠病毒一樣,疫情虛假資訊可能會持續存在。伴隨着新變種病毒的出現,公眾資訊需求將更為強烈。可以說,只要新疫情爆發,就會有新的虛假資訊流行,可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防不勝防。例如近期內地疫情激增之後,就迅速流傳「感染後10天內不能冲涼」、「感染者使用的牙刷和毛巾上殘存的病毒會導致『復陽』」的新謠言。

然而,封堵網絡資訊、遮罩社交媒體,並非抗擊虛假資訊的上策。最好的解決方案,是提高資訊透明度、及時發布準確疫情通報。政府部門應積極主動發布及時、準確的資訊,增加網絡資訊透明度,才是最有效抵抗虛假資訊的策略。

疫情防控既是市民的共同責任,也是政府職責。參與問卷調查的四地民眾中,北京市民對政府的抗疫信任度尤其高。政府公信力亦有助減少虛假資訊的負面影響。因此,在社會共同危機中,要善用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來引導民眾行為,例如紓緩社會大眾對疫苗接種的負面態度。

二、個人層面:依靠民眾

市民應掌握最新資訊,提升健康知識。研究發現對新冠病毒了解較多的市民,更少傳播疫情相關虛假資訊,並且會核實資訊及反駁虛假消息。所以,協助民眾得到足夠的疫情資訊,是打贏「虛假消息戰」的重要方法。

因此,如果能保障一個公開、透明、豐富的資訊環境,網民會對資訊有足夠判斷力,虛假資訊就沒有市場。長遠來講,社會要通過增進科學素養和公民教育賦智於民,培養民眾對虛假資訊的群體免疫力,用民眾的力量抗擊虛假資訊。我們的研究發現,有知識的民眾會主動核實流行的虛假資訊,阻斷虛假資訊傳播。真可謂「謠言止於智者」。

最後,研究團隊比較4個城市的數據,分析四地社會制度、政策上的不同及治理疫情虛假資訊的相同之處,探討治理疫情虛假資訊的亞洲模式及特色。

第一個特色是,四地民眾對政府治理疫情虛假資訊抱有期待。在歐美國家,民眾經常因為擔心政府侵犯市民私隱,而反對政府在資訊管理上的介入。而本調查發現,政府對社會問題的介入,在亞洲民眾當中有高支持度——四地民眾皆高度支持政府通過立法,防治、管理社交媒體上的虛假資訊。因此,政府可適當介入防控虛假資訊,例如通過法規遏制社交媒體算法對虛假資訊的推廣,或加強媒體素養教育。

互聯網管控模式似難奏效 需反思

第二個特色是,亞洲各地注重發展傳播科技硬體,從網絡、超級電腦、雲端、人工智能到5G手機,亞洲發達城市領跑世界。然而在網絡資訊流通上,有的城市高築防火牆。在資訊流通落後於網絡硬體發展的情况下,及時透明的抗疫資訊不足,虛假資訊便填補資訊的欠缺,得以廣泛傳播,民眾反而更容易接觸疫情謠言。而去中心化的社交媒體,助長虛假資訊二手傳播。疫情期間,北京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接觸和分享,皆多於其他三地市民。內地中央指揮下的互聯網管控command and control之模式,對控制疫情虛假資訊的傳播,似乎難以奏效,需要反思。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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