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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麗珊

施麗珊:重組扶貧會 走精準扶貧路(下)

【明報文章】(編者按:社協副主任施麗珊上周四(11月17日)於本報撰文,提出扶貧委員會在職權、運作等方面的問題,今續論該委員會及政府扶貧工作可改善之處。)

問題四:僅如常運作討論 未參考海外經驗

近年扶貧委員會(扶貧會)一直只按原有機制運作,未有參考海外最新處理貧窮問題的情况。事實上過去10年,世界各地在定義和應對貧窮議題的策略已有很大轉變,惟委員會甚少展開討論,亦鮮有探討或借鏡海外扶貧經驗。

扶貧會應定期與中國內地和海外交流協作,舉辦扶貧高峰會和參訪活動,了解世界各地最新扶貧趨勢和策略。再者,貧窮問題涉及全球人類幸福,聯合國亦公布多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其中一個目標是要求各地自行訂下貧窮線,並在2015至2030年間,把相應貧窮人口減半。扶貧會亦應具全球視角,定期與聯合國相關部門,以及海外政府和機構聯繫,掌握各地最新扶貧策略,應對本港貧窮情况。

問題五:由官方主導委會 成員缺貧窮社群

現時委員會由政務司長擔任主席,並有4名當然委員,分別由4個政策局的局長出任;另外有20名政府委任的非官方委員,成員來自社會各個界別。然而,委員會仍以官方為主導,人選任命及討論議題均由政府決定,官方色彩甚濃。雖然非官方委員有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士,卻鮮有貧窮或弱勢社群代表。

下屆扶貧委員會或可維持由政務司長擔任委員會主席,透過高級官員率領委員會,突顯政府對於處理貧窮問題的高度重視和承擔。此外,當局可邀請熟悉扶貧策略的人士或學者擔任委員會副主席,減低官方色彩,此舉亦有助引入政府以外的視角,積極檢視各項涉及貧窮問題的政策和服務。由於各項政策都影響貧窮社群生活,可謂「牽一髮動全身」,除現有上述4名局長出任當然委員外,筆者建議應包括所有政府政策局的代表,共同評估特定政策範疇對貧窮社群的影響,並作對策。另外,當局亦可加入貧窮社群代表參與檢視、制訂及完善各項與貧窮社群和扶貧目標有關的政策和服務。

問題六:架構內欠專組處理各貧窮社群

另外,目前扶貧委員會大會之下,只設關愛基金、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兩個小組,分別負責監督關愛基金、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的運作。上述工作固然值得維持,但缺乏持續檢視各貧窮社群的小組。委員會日後應針對各弱勢社群設立專責小組,包括貧窮兒童及青年、在職貧窮勞工、貧窮長者、綜援人士、特別需要社群(例如婦女、殘疾者)等,以及研究和跨界協作小組,促進深化扶貧工作。

問題七:扶貧會僅諮詢性質

雖然現時扶貧委員會由政務司長擔任主席,並有部分局長參與,惟在政府架構中,僅屬諮詢性質,委員會只協助政府制訂扶貧政策及扶貧服務,並不獲賦予實權。委員會的建議會否獲政府採納、滅貧或減貧工作應有何目標或時間表,完全倚賴長官意志。倘若政府不重視扶貧工作,扶貧會便難以發揮其職能,變得可有可無,扶貧工作恐無以為繼。

以加拿大卑詩省為例,該省是加拿大貧困率最高的省份之一,2018年當地訂立《減貧策略法案》(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Act)。法案規定由2020年起,省政府必須每年都向相關委員會匯報,詳細說明5年策略期內的每一步進展。省政府提交報告以後,委員會需要審查每項工作的進展,並發表審查意見。當地更發表減貧策略「團結卑詩」(TogetherBC),策略計劃和項目訂定至2024年要將卑詩省整體貧困率降低25%,並將兒童貧困率降低一半。以上經驗,均值得香港的扶貧委員會借鏡。

特區應訂立「反貧窮法」,將本港消除貧窮的目標納入為法律條文,要求政府訂立滅貧或減貧策略,設立專門機構監督及執行各項扶貧或減貧方案,定期向政府提交周年扶貧進度報告,訂定長遠扶貧策略。長遠而言,扶貧委員會應逐步減低官方色彩,並按照法例組成、任命及行使其職能,以監督和促進各項扶貧政策及服務的推展。扶貧委員會應根據上述「反貧窮法」而設立,改變其諮詢性質,變成按法例成立的法定機構,並賦予人手和財務資源以展開扶貧工作,嘗試多維度訂立反貧窮策略,將多項政策整合,以達至脫貧減貧的目標。

作者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扶貧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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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麗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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