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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

田飛龍:聯國人權理事會中 一國兩制話語之爭

【明報文章】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我常在與外國智庫專家及媒體記者交往過程中遇到他們的一個經典疑問:香港還是「一國兩制」嗎?他們的理由很簡單,既然《港區國安法》授權中央在港執法、新選舉法將民主派趕走,香港就不能算是一國兩制了。數年前,青年本土派代表人物黃之鋒曾揚言一國兩制已變成「一國1.5制」,後來乾脆直接宣稱「一國一制」。他們共享的邏輯是:一國兩制就是中央不能管理香港,至少不能具體管理、不能深入內部管理,否則就沒有自治、自由了。

這是一種將國家主權與香港自治權截然對立、極端化的本土主義法理學。在習近平主席七一講話中專門提及一國兩制實踐的規律之一,就是中央全面管治權與香港高度自治權相統一。這種「兩權結合論」本是一國兩制法理體系的共識基礎,但卻長期被懸擱和邊緣化。類似的本土化理解在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流佈已久,調整不易,造成一國兩制共識的虛化和話語權爭奪的激烈化。

「反對任意拘押」遭政治化武器化

在國際話語權鬥爭中,一國兩制從來都是焦點之一。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51屆會議於9月12日至10月7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各國代表及全球性非政府組織(NGO)、民權領袖、媒體記者等雲集於此,也有更多的視頻參與者。

筆者作為中國青年憲法學者和研究一國兩制的法律專家,受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委託,於本次會議的「反對任意拘押」(against arbitrary detention)專題會議上做視頻發言,闡述中國在該領域的法治實踐,尤其是港區國安法實施的具體法理和司法正當性,並回擊來自某些外部代表的質疑與批評。

《世界人權宣言》有專門條款反對任意拘押,因該種行為嚴重違反人權與法治。從法學原理和一般公眾價值觀上看,這一立場基本沒有異議。但「反對任意拘押」也如同其他人權議題一樣遭到政治化和武器化,西方國家動輒以此種議題對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和司法作干預甚至制裁,大搞雙重標準。歧視非西方的法治文明與法治體系,是西方「法律東方主義」(legal Orientalism)的一種典型反應,這也體現在類似的國際人權論壇爭辯中。去年2月,加拿大糾集50餘國發表《反對在國與國關係中任意拘押宣言》,實質針對中國司法當局對兩名加拿大公民的依法拘捕和檢控行為。

西方的雙重標準很明顯,加拿大拘捕孟晚舟就是法治正義和司法獨立,中國拘捕兩名加拿大人就是任意和非法拘押、就是侵犯人權。宣言的某些條款確實是一般國際人權法理的表達,但問題是西方並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平等對待。拘押屬於公權力執法行為,必須符合人權與法治標準。

我們反對任意拘押,惟亦一併反對外國濫用長臂管轄的非法拘押與雙重標準。美國關塔那摩基地的任意與非法拘押流毒已久,美國國內有良知的法學家和某些國家人權組織持續關注並激烈批評,但美國至今沒有任何糾錯措施,國家人權機構也未採取有力的監督或制裁措施。美國國內對移民家庭,特別是移民兒童的非法拘押,更是大規模侵犯人權的嚴重事件,是對人權與法治基本價值的肆意踐踏,同樣沒有得到糾正和制裁。

今年9月19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議程中,國際記者聯盟(IFJ)和公民參與世界聯盟(CIVICUS)的參會代表,就港區國安法及有關執法行為提出無端指摘並施壓,試圖干預中國香港事務並損害香港司法獨立。他們聲稱國安法侵害香港的言論、新聞、結社自由和民主,導致大量記者和民主派人士面臨「任意拘押」和嚴厲檢控。他們從未嚴肅思考和認真提及國安法的出台背景、理由,及有關民主派人士從事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超常顛覆性。他們難道希望香港回到2019年黑暴亂序中?

拿着自由民主的抽象價值和口號行走全球,已成為西方炫耀軟實力和彰顯霸權的標準動作,也是干預主義的基本技法。案情事實的選擇性展示與法理邏輯的偏執運用,成為他們發言的內在意圖和策略。問題是各國皆有國安法,唯獨中國不可以給香港制定國安法嗎?唯獨香港就只能是中國國家安全的長久漏洞,及西方干預勢力「顏色革命」的政治天堂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西方的言行不一與歧視性的雙重標準,導致他們的道理與法理日漸蒼白無力,在國際社會亦日益缺乏道德尊嚴和影響力。

國際組織代表籲介入黎智英案 背離法治

發言代表呼籲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其他「價值觀相似」的國家採取施壓行動,他們特別提出要干預和介入黎智英案在今年12月的正式開庭。這種司法干預的企圖是非法和可鄙的,是對法治的背離,也是對人權武器的濫用。

港區國安法是一國兩制框架下,依據憲法和《基本法》制定的保護國家安全與公共秩序的法律。一法可安香江,這是名副其實的,每個港人都可以客觀理解和認同。有了該法,香港繁榮穩定、高度自治與每個人的自由權利才得以恢復常態,包括發言代表所在的諸多全球性NGO才能繼續在港正常運作,而每個來港旅行或定居的人,不可能再遭受2019年修例黑暴運動那樣的恐懼和威脅。

更安全的香港才會更自由,這是法治與人權的辯證法。這部法律採用了嚴格的人權與法治標準,並由香港本地執法機構承擔一般管轄責任,駐港國安公署有法定管轄權,但一直保持高度審慎與節制。這是港區國安法對一國兩制原理與內在平衡性的準確捕捉和運用,其原則性和分寸感值得肯定。

人權法目標在反對任意拘押 而非任何拘押

上述代表提及的黎智英案、陳朗昇案和鄒幸彤案,確實是國安法實施以來有重要影響力的案件,但他們對有關案情和法律定性的理解是偏頗的,刻意迴避了嫌疑人行為對國家安全的顛覆性,將其歸類到任意拘押,在法理上是錯誤的。依法拘押是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獨立司法權權能要素,是香港法治運行的必要條件。

國際人權法的目標在於反對「任意拘押」,而不是反對「任何拘押」,否則就會嚴重損害法治權威性和公共秩序,走向極端而激進的無政府主義。香港不是「不設防城市」,也不是無法治城市;香港是一國兩制下享高度自治權、特別獨立司法權的城市,香港的自由人權依賴於司法獨立的良好運作和法治的規範保障。

這些案件是在香港司法獨立條件下立案和檢控的,國安法有關條文和程序得到嚴格的司法檢驗和解釋,嫌疑人的訴訟權利得到較充分保障。香港法院的保釋決定亦是謹慎且合比例的,比如黎智英保釋案就前後經過多次裁決才最終定案,顯示出香港司法的專業性和保護人權的規範水準。在不同國安法案件中,有些嫌疑人可保釋,有些則不能保釋,其標準不是任意和專斷的,而是香港國安法官準確解釋和適用有關保釋條款的結果,是國安法與香港普通法有機結合的結果。質疑、批判甚至要干預這樣的司法結果,是對法治的無知和嘲弄。

港區國安法將堅持人權法治標準

無端指摘國安法及呼籲干預香港司法程序,只能是對香港法治與一國兩制的摧毁,是對香港公共秩序與每個人自由權利的威脅,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正當職責背道而馳。我們確信人權理事會能明辨是非,採取正確的理解和行動。反對任意拘押,是人權主義的關切,但必須與正當的司法權威相平衡,才能尋求到合乎法治標準的恰當理解與最佳實踐。

從此次參會經歷與有關全球性NGO代表發言的法理和邏輯來看,由國安法帶來的一國兩制話語權之爭遠未結束,「人權武器化」的西方霸權習慣依然存在,中國維護一國兩制與國家司法主權的法律鬥爭和話語鬥爭還將深入展開。港區國安法的規範實施,包括對黎智英的合法審判,將堅持真正的法治與人權標準,無懼外部勢力的無端指摘和干預,並最終贏得應有的理解與認同。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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