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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

張炳良:香港,你會否被拋棄?

【明報文章】去年官方致力撥亂反正,期盼由亂轉治、由治及興,惟局面順逆並見。2019年動亂後遺嚴重,對立情緒未減,移民潮再起,加上新冠疫情反覆,人心煩躁。中央需時重拾對港信任,國際社會持續唱淡,香港命運處重大轉捩。

本文乃此輪「後2020香港」系列最後一篇,用這題目,因今日情景令我想起2003年深圳一場論爭。知識青年咼中校萬字網文〈深圳,你被誰拋棄?〉引來全國上百萬網民參與討論,深圳時任市長于幼軍其後與他對談,成一時佳話。當時深圳面臨嚴重挑戰:經濟特區優勢不再,增長放緩,香港對合作反應冷淡,而且上海及長三角崛起,人才和大企業北遷,故倍感孤立。但最終深圳找到創新科技的新活路,從此脫胎換骨,成為中國矽谷。

深圳的故事,最早始於1980年代香港的成功故事,但今天愈來愈多人懷疑,香港故事是否已因政治及經濟雙重困境而告終結。當趨炎附勢者言必「深升港沉」、末日論者貶港為「南深圳」時,港人尤須深切反思自強。成就從來得來不易,但失敗可勢如雪崩,逆境接二連三。重新站起來,要尋路徑、講鬥志。歌舞昇平應成過去。

「香港,你會否被拋棄?」可分三方面去問:香港會否為時代所拋棄?會否為中央所拋棄?是否已為港人所放棄?

是否為時代所棄

九七回歸,中央欲在一國兩制下保持香港長期特色——即一個能連接中西、聯通全球的自由港。一旦失去這特色,香港便失去價值。2021年乃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周年,也是蘇聯解體30周年,標誌全球秩序經歷之巨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曾一度以為「歷史終結」,從此西方文明和自由主義主宰人類前途,故押注於中國「西化」及「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促中國之變。

可是,歷史並非按美國勝利主義之主觀願望邁進。全球金融海嘯後,世界轉向,「華盛頓共識」崩潰,意識形態之爭再現。中國經濟迅速崛起,並明顯在走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黨國體制進一步鞏固,美國「自由化」中國之夢碎,以新印太戰略全方位遏中制華,從前的「戰略伙伴」現被指「最大威脅」。

國際政治劇變下,香港備受衝擊。2019年反修例變質暴亂,成為美中角力首戰場,北京視為顏色革命、危及國家安全,遂強力整治,嚴防外來滲透,香港空間頓時收縮。美西陣營以已變「一國一制」為由,制裁及邊緣化香港,使資本與人才流走,挫中國國力。

香港過去的獨特優勢,受惠於中美關係穩定及面向國際的定位。若兩股力量朝相反方向均在否定香港,而香港又因政治因素急趨內向,失掉昔日開放自由的光芒,則其中西連接作用(梁振英常說的「超級聯繫人」角色)必大打折扣,影響力萎縮,國際都會「空洞化」,真的有被時代所棄之危。

香港無法左右國際政治,一切看中央的大國智慧。從全球大局看,中美雙方不會輕言「脫鈎」,但未來幾年關係拉鋸;世界不再一霸獨大,而是多利益競爭共存的非單軸秩序下較勁,維持戰略性穩定。香港的日子不會好過,若中美不全面脫鈎,國際自由港仍有可為,對國家、對西方仍具適切意義,但需策略配合、主動出擊,不能守株待兔、目光短淺,甚或自廢武功,把大好位置拱讓新加坡。

會否為中央所棄

中央怕香港異化成反叛之都,會否不再重視香港?一切視乎對一國兩制的堅持是否長期性,及在新時期怎樣把一國兩制經營下去。香港無論如何獨特,「中國的香港」乃底線,中央不會容許香港變成顛覆作為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體制的「特洛伊木馬」;但一個與內地無異的香港,不能為國家增值,因此香港的存在價值,在於能內地城市所不能。

「兩制」有別下,上海和深圳等的改革經驗,已取代香港,成為內地城市發展典範。香港實行資本主義,與西方發達國家及全球市場和供應鏈存在多層面錯綜的互聯互賴(尤其金融和信息網絡),從全國利益考慮仍具難以替代的戰略作用,其制度邊陲性(像鹹淡水交界)仍存優勢,不容低貶,中央不會輕易放棄香港。

不過,香港須頭腦清醒,意識近年經濟發展所受束縛。香港GDP(本地生產總值)在1993年曾高達內地GDP的27%,2020年降至約2.3%。上海和深圳在改革開放初期,向香港取經,今天均已樹立自我發展路徑,城市規模和經濟體積大大超越香港,2020年上海GDP高出香港近八成,深圳GDP高出超過四分之一。雖然香港人均GDP仍較高,但滬深在城市生活質素一些方面(如居住空間和文化設施),已勝過香港。

須打破吃老本循環

今非昔比,但香港仍可利用其獨特性,發展較精緻的經濟產業(就好像精品店相對於大型百貨公司一樣),關鍵在於能否打破長期吃老本的循環。香港經濟結構狹窄,財富過分依賴金融和房地產,就業過分依賴低增值的服務行業。回歸多年,新興產業及創新科技說得多,成效未見彰顯。過去長期受困於積極不干預迷思,致欠缺策略視野,政府推動力弱,業界及學府又不善配合。

經濟轉型迫在眉睫,應定下具體策略藍圖,坐言起行:從自己優勢出發,補充不足;配合國家發展大局,弄清什麼是「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並善用「中國香港」地位,積極開拓海外,而非處處靠「吃國家」賺內地錢。作為外向型經濟及區域和全球樞紐,香港應負上國家「外循環」中的戰略角色。

目前香港經濟基本盤在於金融和專業服務,以及長年建立起來的航運樞紐(空運、海運)及資訊物流集散中心地位。振興產業,重點是推動中小企和專業升級,邁向高端高增值發展,並為學歷和職專水平已提升的年輕一代創造出路。創新科技乃大勢所趨,但不能只複製他人模式。香港擁有世界級大學,長於一些基礎研究,惟欠應用空間,應與內地城市加強互補合作,做大市場。

香港為粵港澳大灣區內重點樞紐,但若不明自己所長,不掌握大灣區在國家新時期的對外和先行先試角色,便難善用其平台和資源。去年9月,中央公布前海新方案,香港應化過去之被動為主動,重構港深戰略關係。往後歲月,雙城合作則互利共贏,取得超級大都會般效應,但融合須有節有道,處理好制度差異,以及容量局限和不對稱所致的各種矛盾。

是否為港人所自棄

再思考未來,香港須兼顧國家和國際兩頭。失去國家信任,港人治港行之不遠;失去國際聯通,香港就沒有特色和優勢。目前香港的區域定位尷尬,走進亞洲的程度不及新加坡,立足中國經濟重心不如上海,城市創新拼搏不如深圳,且藍黃兩極政治正確性,在侵蝕原有的兼容和實幹精神。

香港會否為港人自棄,除看經濟上能否摒棄舊思維、重新定位、振作有為外,更看政治上能否擺脫撕裂和宿命觀、重拾自信,不讓「去香港化」成為自我應驗之預言。泛民式微,但中央也憂建制派能力,新選舉制度能否帶來良政,有待實踐檢驗,上周百人派對事件折射出防疫以外較嚴重的官場政場問題,不能掉以輕心。

亂後復和,走出鬥爭陰霾,尋求團結,乃管治重中之重。若只知「管」不懂「治」,致北風處處,陽光難露,如何齊心拼經濟?

(「後2020香港」系列之六.系列完)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20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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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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