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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成科:執行國安法何錯之有? 羅永生「祭獻論」莫名其妙

【明報文章】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前客席副教授羅永生上周五在《明報》發表〈權力魅惑狂獻祭 知識分子作羔羊〉,引用大量社會學的理論術語,說得雲裏霧裏、隱晦不明,頗有故作高深之感,但內容其實就是針對《港區國安法》的執行進行各種上綱上線的攻擊,指當局檢控個別媒體人士及港大移除《國殤之柱》是所謂「大清算」,為了「祭獻」政治權力云云。羅要批評執法,可從事件本身去討論、可從法律討論,但他文章卻一味上綱上線,對國安法的批評更是源於其誅心之論,完全不看事件本質,不討論違法與否,一味穿鑿附會,似乎並非學者行文的應有之義。

稱國安法執行為「政治儀式」 不倫不類

羅永生文中引用的「政治儀式」理論,相信是來自美國學者科澤(David I. Kertzer)的名著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科澤將政治儀式視為構建政治組織、鞏固合法性、形成一致性及爭奪權力的手段。在羅的「拿來主義」下,變成了對國安法的攻擊和「無限聯想」。然而,將國安法的執行稱為「政治儀式」,本身已是不倫不類,他對國安法的批評更是缺乏理據。

羅永生是一名學者,學者有立場、有政見沒問題,前提是要有論據、論證,但他整篇文章,除了硬套一些社會學理論,其他都是充斥着臆測和陰謀論。他認為當局要在立法會選舉後執法是為了轉移選舉失利的視線,但問題是誰人說過這場選舉是失利?習近平主席在會見述職的特首林鄭月娥時高度評價新選制;至於30%左右的投票率,考慮到泛民杯葛,比較其他大城市的選舉,並不算太差,當局主調是肯定這場選舉的新風格、新氣象。然則,又何來「失利」?又何用轉移視線?

羅永生文章的前提已有問題,為佐證國安法「祭獻」權力而舉出的兩個事例更缺乏說服力。羅指拘捕媒體高層是為了「祭獻」權力,「它們可能作為權力祭獻儀式的犧牲品」,打擊這些媒體可「讓人知所敬畏」。這是完全罔顧事實,警方執法行動主要是相關的人涉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9及10條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這是違法與否的問題,討論重點應是有否犯法,而不是扯到什麼「祭獻」權力。若羅認為檢控是不恰當、違反法治,應拿出證據討論,而非套一些莫名其妙的理論去抹黑執法。

依法辦事 法庭宣判 有何可質疑?

全世界的新聞自由都有界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條「意見和發表的自由」列明: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但法例亦表明這些權力是有限制:一是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二是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倘踰越了這些界線而被依法追究,這樣事件本質就不是新聞自由,而是法律問題,是依法辦事的問題。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就是法治精神。過去無執法不代表違法行為是可以容許,警方依法辦事,有罪與否最後由法庭宣判,有何可質疑之處?香港可容納任何政見立場的媒體,但前提是要守法,如果前《蘋果日報》、「立場新聞」沒有任何違法行為,套用羅永生文中說話,又如何可「借人頭一用」?

至於移除國殤之柱亦與什麼「整治大學」無關:一是國殤之柱擺放港大一直沒得到正式批准,港大過去任其擺放是人情,移除是道理,這才是大學真正「自治」;二是支聯會解散後,國殤之柱乏人照理,存在安全風險;三是港區國安法已實施,國殤之柱宣揚仇恨和濃厚的反中色彩,確有違法風險。港大自行移除是合理做法,沒有國殤之柱,一樣可以不同方式悼念,又何來衝擊大學「自治」?羅永生文章將一宗普通事件扯得離天八丈遠,為什麼就不能實事求是討論事件性質?

國安法的出台並沒有羅永生文中那麼多的陰謀論,也沒什麼「權力儀式」考量,就是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制止和懲治與香港特區有關的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安的罪行。法例界線明確清晰,但如有人在國安法生效後繼續挑戰底線,執法當局依法究治,請問有何問題?羅經常引用福柯的理論,但福柯的祖國法國同樣有嚴密而齊備的國安法,近年甚至訂立了「反假新聞法」,同樣有大量執法行動。若套用羅的國安法「祭獻論」,這些國家又「祭獻」了誰?

作者是香港文化協進智庫高級副總裁、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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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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