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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瀚璋

葉瀚璋:港府需更長遠的防疫政策

【明報文章】近日Omicron變種病毒肆虐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均緊急採取更嚴格的防疫政策,甚至有地方重提封城。香港也不例外,政府在短時間內收緊入境限制、取消對機組人員的檢疫豁免,而高風險地區名單幾乎涵蓋全球每一個國家。在港府收緊防疫措施的同時,航運、金融等與國際社會有關聯的行業亦受到極大影響。港府一直以來將防疫視為臨時措施,然而在病毒將長期存在的情况下,這些措施卻會損害香港作為聯絡內地和國際社會的中間人角色;香港需要的是更加靈活和長遠的防疫政策。

香港作為國際循環節點的困境

香港現時的經濟定位,為本港防疫政策造成尷尬處境。融入大灣區是香港近年來的主流,但疫情導致兩地分隔,通關成為特區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工作項目。在內地實施嚴格防疫政策的同時,特區同內地通關最重要的就是實施同等嚴格程度的防疫措施,以保障病毒不會透過香港傳播到中國內地。這也是早前有內地防疫專家來港視察的原因,以確保香港防疫政策能夠跟內地達到一致。

然而對內地來說,能夠實施嚴格防疫政策的其中一個關鍵,是內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給自足。無論是農產品的生產銷售抑或其他商業活動,內地在一定程度上可通過國內市場彌補疫情所造成的國際貿易停滯。雖然不一定可以彌補疫情造成的所有損失,但至少不至於會傷及筋骨。但香港在經濟上的定位卻有所不同——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作為內地和國際社會的中間人,無論是大灣區規劃中提及的航運中心、國際仲裁中心,或是久已有之的國際金融中心,無一不是要求香港同時能夠與中國內地和國際社會有同等交流。

經濟上作為國際和內地的中間人定位,使香港防疫政策被迫夾在國際社會的群體免疫和內地「清零」政策之間;而變種病毒不斷產生及其不確定性,更為本港平衡防疫和經濟活動帶來更多困難。現時只要有新變種出現,香港基本上都朝向收緊防疫政策的方向作決策,也意味會影響香港與國際社會的交流。這一點由最近的航班停飛及航運業大受影響可以見到,也是香港作為國際循環節點的防疫政策處於兩難困境的反映。

變種病毒及其不確定性的挑戰

真正挑戰來自不斷出現的變種病毒及其造成的不確定性。無論是Delta抑或最近出現的Omicron,港府的應對方式基本都是收緊防疫限制。當然,這個應對方式無可厚非,在保障市民安全為優先的情况下,面對變種病毒帶來的不確定性,首先採取嚴格防疫措施來阻止其進入社區,應該說是一直以來香港能在全球疫情肆虐兩年下依然相對安全的關鍵之一。然而,面對變種病毒只有不斷採取臨時收緊的防疫措施,對香港作為國際交流中心卻會造成很大問題。

現時因應Omicron對客貨機的防疫限制及對人員流動的規限,已令很多歐美國家的商務人士無法來港進行商業活動,一定程度上打擊本港作為大灣區規劃中的中間人角色定位。去年歐美國家因應疫情緩和而逐步解封,但堅持清零及嚴防死守的特區政府卻無法因此大幅放寬防疫限制。防疫措施的落差,也就使歐美國家在恢復商業活動的同時,本港卻無法享受到活動恢復的好處。

在採取「與病毒共存」政策的歐美發達國家,及由於缺乏醫療資源而無法有效防疫的發展中國家之中,可以預料變種病毒在未來只會繼續出現。如此來看,港府的防疫政策只有不停收緊一途,與國際社會亦會繼續處於隔絕狀態。因此,港府有必要考慮在病毒長期於國際社會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在維持香港社區安全的前提下與國際社會恢復交流和商業活動。

如上所述,特區現時的防疫政策被夾在國際社會和內地之間,加上國際社會無法根除病毒,無論是完全採用中國內地式的清零政策或是採取共存政策都不合實際,香港亦需顧及作為內地與國際社會中間人的經濟定位,也要考慮到香港本身的經濟活動。因此,政府需考慮如何與業界溝通,以便能夠靈活處理他們的需要及防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恢復香港跟國際的商務往來。

兼顧社區安全及商務往來

除了政策調整,也可考慮硬件的創新,例如在機場設立讓本港和外國商務人士見面的隔離式會面及談判場所;或在貨運上與周邊國家合作,以便在本港形成容許貨物流通但不需人員入境檢疫的閉環系統。另外最為關鍵的是,制訂一套可應對不斷出現的變種病毒之長遠防疫政策,能夠在面對新變種病毒時不至於用力過猛,可以兼顧商業活動而不會影響本地社區安全。在新一年,港府不應繼續用臨時防疫措施的思維來考慮問題,而應該用更長遠的眼光去思考疫情及香港在中國和國際社會上的定位。

作者是明尼蘇達大學科學、技術及醫學史博士生

[葉瀚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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