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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

鄭永年:香港的民主與香港的未來(上)

【明報文章】2021年12月19日,香港在經歷反修例之亂、《港區國安法》和選舉制度完善條例施行後,舉行了第七屆立法會選舉,選出新一屆立法會90名議員,香港的民主政治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階段,這更是香港新民主的開端。這個開端只有亦只能放在民主的大歷史背景中,才能得以理解。

香港民主爭論的兩種思路

回歸以來,香港的民主本來就不是一個問題,因為這本來就是《基本法》的內在一部分。對香港民主的爭論,在於香港要實行什麼樣的民主及其如何民主化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歷來存在兩種方法和思路:一種是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方法,即漸進和穩健;另一種是香港激進派和外國勢力的方法,即激進和冒險。

在那麼長的殖民地時代期間,港英當局沒有做一點民主化的努力,但在回歸之前突然引入激進的民主化。港英當局的做法當然是為了英國自身利益,而非香港本身利益,英國對其前殖民地都是這樣做的。在統治殖民地期間,英國的主要方法便是「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殖民地結束的時候就引入民主。一個地方一旦民主化,形成所謂的執政黨和反對黨(派)之爭,那麼英國就有了干預和操控這個地方的制度性機制。二戰以來,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都是以「民主化」的方式和話語來控制其他國家。不過,從經驗看,幾乎所有成功的民主都是內生型,而所有失敗的民主都是由外力催生的。前者表現為漸進和穩健,後者表現為激進和冒險。

成功民主皆內生 失敗民主外力催生

近代以來,英國等歐洲列強在世界範圍內搞殖民主義。二戰以後,殖民地紛紛獨立,但這些國家儘管形式上獨立了,政治上則繼承了殖民地傳統,在那麼多國家,沒有幾個的民主是成功的。在1950年代,亞洲的錫蘭(即今斯里蘭卡)和緬甸(兩者都曾是英國殖民地)被西方國家視為亞洲的未來,因為這兩國開始了西方式民主政治。在1960年代,又有兩個亞洲國家菲律賓(曾是美國殖民地)和泰國有西方式民主,又被西方認為是亞洲的未來。

不過,正如人們所見,這些曾經被西方大唱讚歌的國家,到現在為止的情况又是怎樣呢?儘管西方民主在很多發展中國家最終走向了政治上的失敗,但二戰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從來都沒有停止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民主,並經常通過戰爭和武力手段來達到目的。最近的例子,就是美國的大中東民主計劃的失敗。在9.11恐怖主義事件之後,美國藉反恐為名在中東推行美式民主,即所謂的「國家建設」(nation-building),但有沒有成功呢?前不久美國從阿富汗撤退,不僅表明美國軍事行動的大失敗,更是美式民主的大失敗。更要指出的是,無論是美國侵略阿富汗還是從阿富汗撤退的過程,都對阿富汗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

民主要成功 關乎「三性」

西式民主在發展中國家的失敗並不難理解,因為民主的成功是需要很多條件。近代民主自西方傳播到非西方國家,在這個擴散過程中,人們不難發現,如果民主要成功,需比較符合「三性」,即文明性、歷史性、現實性。第一,文明性表明,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都必須符合其文明的需要,否則會是不可持續。第二,歷史性表明,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發展都具有階段性,民主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長時期歷史發展的結果,每一個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呈現形式。第三,現實性表明,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都要反映現實、滿足現實的需要。很容易發現,凡是符合這「三性」的民主,必然是內生的民主,即由本國人民爭取並且符合本國需要的民主;相反,凡是不符合這「三性」的民主,大多是西方國家外加的民主,沒有可持續性。

西方過度強調民主現代形式

今天,西方簡單地把民主定義為多黨制度和「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但這完全抽調了民主的內容,而過度強調民主的現代形式。如果像西方所定義的民主只是投票,那麼人均國民所得(人均GDP)1000美元的時候可以投票,人均GDP 1萬美元的時候也可以投票。但經驗證明,這兩種投票方式是絕對不一樣的。人均GDP 1000美元的時候,選民的選票就不值錢,一塊肥皂、一包香煙,選票很容易被收買,並且大多數老百姓還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甚至是基礎教育,沒有條件蒐集足夠信息,理性判斷政治人物和其政策。但是,到人均GDP 1萬美元的時候,大部分國民都接受了教育,有能力蒐集信息,可較理性分析候選人和其政策,並且在那個時候人們生活比較富足,選票不易被收買。這種現象,明顯體現在美國和西方所從事的顏色革命上。美國專門挑選那些經濟不發達的國家,鼓動窮人進行內部社會抗爭,自身則在外部施加壓力,推翻美國不喜歡的當地政府。

發展中國家如此,即使西方本身的民主何嘗不是這樣呢!西方總是樂意在古希臘城邦國家找到西方民主的根源,但古希臘的城邦民主是建立在奴隸制度之上。即使在古希臘,很多人是反對民主的,柏拉圖就是其中一位——他認為一個人應當做與其身分相符合的事情,農民只管種田、手工業只管做工、商人只管做生意,平民不能參加國家大事。他的老師蘇格拉底之死,更加劇了他對民主的負面看法。他說:我們做一雙鞋子還要找一個手藝好的人,生了病還要請一位良醫,而治理國家這樣一件大事,竟交給隨便什麼人,這豈不荒唐?儘管柏拉圖的觀念在今天可以說是「政治上不正確」,但的確能夠說明一些問題。近年來,隨着民粹主義在西方崛起,愈來愈多政治局外人贏得選舉而執政,對西方傳統民主構成了莫大挑戰,甚至是威脅。

(編者按:下篇將於下周一(1月10日)刊出)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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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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