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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峯

李立峯:市民回應民意調查時 會否自我審查?

【明報文章】社會上原本有不同的民意表達機制,各自有其作用和特色,但每一種民意表達機制要做到真正代表民意,均會有一定的條件。例如選舉是否真的能夠代表民意,會視乎選舉是否公平、代表不同聲音和立場的人是否都可以參選,以及市民是否踴躍參與投票等。又例如民意調查的結果是否真的能代表民意,會視乎調查的抽樣方法能否確保樣本的代表性、調查機構有沒有對數據作恰當的處理、回應率是否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以及市民在回應題目時會否說出真實的想法。

除了是表達民意的機制外,調查研究也是不少從事量化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常用的研究方法,所以學界對調查研究的質素向來有所關注,觀察者也可能提出疑問。筆者在過去一年於一些國際學術期刊投稿時,就遇過評審提問,到底香港市民在現今的社會政治氛圍下,會不會就着一些較敏感的問題說真話。這一方面是方法學的問題,同時,這問題的答案,也可以讓我們看到當下的社會氣氛對市民表達意見的影響。筆者在上星期於一個小型學術討論會中,就跟幾位學者共同討論了這個課題。

首先可以指出,當一位市民因各種原因不想回應民意調查裏的一些題目時,他可以有3種反應。第一是索性不參與民意調查,拒絕受訪。第二是參與了民意調查,但在不想回應的問題上回答「不知道」。第三是參與了民意調查,但在一些敏感題目上選擇了不代表事實或真實想法的答案。所以,要知道市民有沒有在面對民意調查時自我審查,需要分析的就是民調回應率有沒有顯著的變化、在一些所謂「敏感」題目上回答「不知道」的市民比例有沒有上升,以及嘗試去找出市民在特定題目上會否提供了不真確的答案。

(1)民調回應率有否顯著變化?

就着調查回應率的問題,不同的研究機構的經驗不一定完全一樣,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一個調查研究的回應率可以受問卷長度等因素影響,另外,隨着民眾生活模式變化,電話調查的回應率在世界各地均有下降的趨勢,例如美國的獨立研究機構Pew Center的電話調查回應率,以美國民意研究協會的RR3程式計算,就由1997年的36%下降至2016年的9%。相比之下,香港的電話調查回應率是還可以的。以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為例,同樣以RR3計算,回應率大都在40%左右。筆者分析中心於2011年1月至2021年10月為止183個調查研究的回應率,結果發現,問卷愈長回應率愈低,樣本數愈大回應率愈高,但調查主題是否跟社會政治事務有關,並不影響回應率。另外,調查回應率在10年間有下降趨勢,但該趨勢在2018年開始停止了,而數據分析亦找不出2019和2020年之後回應率有顯著下降的情况。

(2)「敏感」題答「不知」比例有否升?

那麼,對個別題目回答「不知道」的情况呢?若看香港民意研究所(包括過往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數據,在大部分如對一國兩制信心或對中央政府的信心等問題上,回答「不知道」的比例在過去一年半都沒有明顯增加。在是否支持平反六四的問題上,在2021年調查中回答不知道或難講的比例是25.4%,算是2004年以來的新高,但仍比不上2003年的29.3%和2002年的34.3%。換句話說,多了人在平反六四的問題上回答「不知道」,很可能只是反映了,隨着政治環境變化,的確多了人對該問題感到疑惑和不確定。在上星期的研討會中,其中一位學者報告了近期仍在進行中的調查實驗研究,其初步分析也發現,在敏感問題上回答「不知道」的市民似乎真的只是不知道而已。我們暫時仍未有強烈的證據指出有大量調查受訪者以「不知道」作為掩飾的情况。

(3)會否不給予真實答案?

至於被訪者會否不給予真實的答案,則是最難直接檢驗的問題。在上周的研討會中,另一位學者報告了他在2020及2021年進行的調查研究,共499名受訪者同時回答了兩次的調查,而兩次調查中均有問到他們在2019年時參與反修例運動的情况,理論上,2019年是已經發生了的事情,無論之後在哪時候問,答案應該都是一樣的,但結果發現,2021年的調查中,回答有參與各反修例運動中的行動的比例,均比2020年有輕微下降。不過,這到底是部分被訪者在2021年不再願意承認自己參與過反修例運動,抑或是2020年部分被訪者誇大了自己的參與?這就難以分辨了。

未見被訪者具規模系統自我審查

學術研究中,要分析人們會否因社會壓力而不願意在某問題上說真話時,有時會用上一種叫做「清單實驗」(list experiment)的方法。該學者也報告了一個清單實驗的初步結果,這種實驗要解釋起來,需要一些篇幅,但簡單地說,就是通過問卷設計製造出同一個問題的兩種問法,一種是直接的,另一種是間接和隱蔽的,讓被訪者可以較安心地說真實想法,而研究者要分析的就是被訪者在回應兩種問法時,給予的答案在整體上有沒有差異。該學者的初步分析結果顯示,民主派支持者並沒有因為題目的形式改變答案,反而是建制派支持者在隱蔽的問法下,會較少表達對具爭議的政府政策的支持度。但整體上,兩種問法得出的政策支持度並沒有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各點,我們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學界仍然未有很明確地見到被訪者具規模地和系統性在民意調查中進行自我審查的狀况。這也許是因為不少市民對一些有悠久歷史或學術背景的民意調查機構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2021年6月進行的調查問到被訪者如何評價一系列機構和組織對民意的代表性,在0至10分的量表上,民意調查機構得分是5.26,雖然不是很高,但已經比傳統媒體、網媒、政黨和議員、時事評論員等都要高,同時也比2016年初和2019年初同類調查中的5.15分和5.11分要高。

市民或覺得民調比以往更重要

事實上,調查機構有責任將被訪者的個人資料(如電話號碼)在研究完成後刪除掉。從一般研究者手上的數據中,是不可能找到誰是被訪者的。所以如果大眾仍然相信調查機構的專業性,他們就會較安心地對哪怕是敏感的題目提供真實答案。甚至有一種可能性是,如果一位市民覺得社會環境已經難以令人可以安心地和公開地表達意見,他也可能覺得,通過回應民調而讓民意能夠有所表達,可能比以往更加重要。固然,以上描述的情况能否持續下去,既要看政治環境和氣氛的轉變,也要看民調機構能否繼續公開和透明地進行科學的調查工作,維持公眾的信任。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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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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