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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

田飛龍:超越投票率:香港民主的現實和未來

【明報文章】2021年12月19日,新選制下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有序完成,最終投票率按照新選制的3個範疇並列公布:其一,地區直選投票率為30.2%;其二,功能界別投票率為32.22%;其三,選委會界別投票率為98.48%。此外,面向內地港人的口岸投票區實際投票人數約為1.75萬,與預留投票容量11萬人相距甚遠。這些客觀的投票率數字顯示,香港選民基礎對新選制的理解和認同並未完成,選民基礎仍有較大比例的迷惘甚至抵制情緒,香港民主建設需要實事求是,積累信任,化解心結,紮實推進。

客觀而言,立法會選舉雖如期完成,香港民主的人心認同與社會基礎鞏固問題並未解決。選舉是一個具體的政治事件,但香港民主的現實性和未來走向是「一國兩制」的結構性問題,需要持續求解。在選舉塵埃落定之際,我們正可客觀從容地加以檢討和重思。

新選制在2021年落地,以嚴格的「愛國者治港」為根本原則和制度靈魂,結構性重塑香港選舉制度及民主選舉過程,是意外,也是必然。這一新制度對香港社會而言是新穎和具有衝擊力的,其直觀的改變在於:非建制派中的本土激進派整體上出局,其選民基礎面臨代表性空缺和制度信任上的心理隔膜。新選制與香港選民基礎之間的「民主溝通」並不充分,投票率難題夾雜其中,成為出局者和不投票者否定新選制的一個議題焦點和政治發泄口。

投票率是民主精神鬥爭

投票率爭議是香港民主精神轉型的一種鬥爭形式,對其不同因果關係與歸責方向的論述都隱含了對香港民主的不同理想性設定:你的「愛國者治港」,我的「完全自治」或「時代革命」。此次立法會地區直選投票率與2016立法會/2019區議會選舉投票率及其具體投票選民構成,恰可做一有趣對比和相稱性分析,折射香港民主內在紋理之繁複與變化。但香港民主不可能再回到過往的「過度開放」空間,國家權力已然進場,制度結構已經定型,遊戲規則大體落定,香港民主的未來取決於建制派的賢能有為、非建制派的忠誠轉化和香港選民基礎的政治成熟。

圍繞新選制的民主話語權鬥爭焦點在地區直選的投票率,甚至將此次投票率視為對香港新選制乃至中央管治權介入的一種「民意公投」,其民主精神鬥爭的性質和烈度不容低估:

其一,香港反對派從來都以地區直選作為唯一認可的民主選舉形式,對功能代表制下的選舉並不認同,並以此衡量香港民主化程度。這種民主觀和民主審美取向並未改變,且構成「不參選」、「不投票」的主要理由。

其二,香港民主習慣上與西方民主掛鈎,以普選為終極目標,以選舉制度中直選成分與比例的升降作為民主進步與否的唯一標準,並得到西方勢力的認可和支持,從而以「直選投票率」與外部民主世界相溝通和呼應。

其三,香港反對派及相當一部分選民基礎對「愛國者治港」所代表的「一國」的法理正當性與權力合法性存在規範性質疑甚至挑戰。他們的民主運動固執地追求香港的「完全自治」甚至遠期港獨目標,其民主理想嚴格錨定在西方民主的寬泛體系之內,存在國家認同赤字和反國家、反法治的激進傾向。

其四,對新選制下的若干選舉,包括選委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反對派整體上不信任並採取了杯葛立場,激進反對派採取了各種煽動不投票或投白票的策略行為,有意製造新選制與香港選民基礎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溝通障礙。

影響投票率的多層次因素

客觀而言,此次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地區直選超過三成並不是最差的結果,但存在檢討和改進空間。

影響投票率最首要的因素是反對派的整體杯葛和多種形式的選舉攬炒。他們有政治私心和政治顧慮,既想參選維持政治利益,又害怕遭到資格審查的「制度性羞辱」並冒着選民基礎流失的重大風險,以及在民主心理上不能真正信任新選制及其背後的中央主權權威。反對派代表性團體和影響力人物的「不參選」以及拒絕向「忠誠反對派」轉型,造成了香港選舉生態中相當一部分選民基礎的代表性靶向消失,從而習慣性帶動了這部分選民的離場和不投票。

第二個因素是香港本土激進派和外部勢力煽動抵制選舉的實際影響和對選民心理的劫持效應。我們要客觀承認,儘管有了《香港國安法》,香港社會的激進勢力和外部勢力的影響網絡仍然存在,「外國代理人」仍在發揮作用,他們的煽動和劫持進一步加大了選民基礎對新選制的誤解和抵制程度。

第三個因素是香港「愛國者治港」的社會政治基礎和社會文化支持系統並不真正強大和鞏固。香港的教育、文化、傳媒、社會組織等範疇的領導權仍然受到反對派的強大控制,這一點從地區直選投票率和功能界別投票率(尤其是教育、法律、會計等範疇)的走低即可看出,這是需要客觀面對和補課式培育的。

第四個因素是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未來走向以及香港與國家、西方之間的關係再定位出現了嚴重的分歧與迷茫。國家權力實質性降臨帶來的精神衝擊和生活方式的變革仍在發酵呈現之中,新BNO移民以萬計(專業移民佔據不低的比例),香港國安法與香港既往的自由體系之間仍在艱難磨合,愛國者治港的社會改造效應逐步突顯並引發「公民社會」的前景憂慮,中美貿易戰、民主大辯論及美國的對港制裁,讓香港許多習慣了「左右逢源」的人難以適從。

投票率走低,以及許多人的質疑和觀望,並不都是激進派那樣清晰化的對抗新選制,而是表現了香港社會相當一部分中間選民與溫和選民對香港民主與香港未來之不確定性的理解困難和人心浮動。不投票,有的出於抵制的敵意,有的則是習慣性的不熟悉和難以理解。香港民主建設要抓住非敵意的那些未參與投票的選民,他們在香港佔有相當的選民比例,也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礎。

民主建設的實質性展開

民主投票結束了,民主建設才剛剛開始。我們需要正確理解和適應香港新選制帶來的民主新秩序的邏輯和前景:

其一,新選制的首要目標是從制度上解除香港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對選舉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嚴重威脅,實現管治者的基本忠誠,故選舉安全和管治者忠誠是優先目標,這一點已經實現。

其二,新選制扭轉了香港民主盯住西方民主的發展趨勢,更阻止了香港經由民主暴力和民主選舉實現「顏色革命」的演變趨勢,確保了香港民主回歸「一國兩制」的法治範疇。

其三,「愛國者治港」就是港人治港的唯一正當且可能的實現方式,此外的「完全自治」、「時代革命」、「港獨」之類皆屬於違憲非法之目標,需要受到香港國安法的嚴厲制裁。

其四,新選制催生出的香港民主秩序是一種忠誠與賢能疊加的民主模式,引入了更強的民主問責制。香港選民要有意識地突破本地化思維,而善用中央的監督機制和力量督促和問責本地官員,並在爭取中央信任的條件下追求更高程度的民主。這種民主溝通的智慧在香港社會歷來匱乏,需要自我啟蒙和培育,從而達到政治成熟。

其五,「愛國者治港」的社會政治基礎和文化條件客觀上仍然薄弱,香港民主建設要耐心補課,穩健前行。香港社會要杜絕虛浮政風、空洞口號和愛國者功利心理、投機思維,從立法會到特區政府,從愛國建制團體到各行業愛國專業人士,都需要在各自範疇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以民主服務的政策能力和解決經濟民生問題的實際績效,向香港民眾負責,對國家負責,接受當選後「全過程」的民主考驗和問責監督。

新選制經過此次立法會選舉,客觀上已經更加深切地為香港社會所認知,但其接受性和參與度還需要客觀檢討和改進。投票率是諸多因果鏈條的結果,不必誇大,也不可忽視,就當作香港民主建設的一種鞭策和激勵的符號吧。

香港民主的未來,在中央合法框定的制度範圍內,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有三:其一,愛國建制派當選後的賢能有為,展現民主服務能力和言行一致的責任倫理;其二,非建制派(包括參選者和觀望者)依法轉型為「忠誠反對派」,與新選制相向而行;其三,香港選民基礎與新選制的深切溝通及其政治成熟,擺脫對攬炒、自決等非理性路線的迷思和盲從,善於和新管治架構甚至中央進行有理有節的民主溝通和信任重建,真正在「一國兩制」範疇內理性思考和行動,如此則香港民主未來空間仍然可期。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田飛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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