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林朝暉

林朝暉:未來應該怎樣看待香港的選舉?

【明報文章】在中央出手「完善選舉制度」後,第六屆選舉委員會選舉告一段落。結果意味着什麼?有學者認為是制度倒退,民主成分大不如前;但也有傳媒及時評前輩認為是良政善治的開始;其中也不乏選舉研究前輩認為,研究選舉已經沒有意義。

筆者認為,香港的制度重塑,選舉只是其中一部分。過去強烈的政治對抗,而無法為未來尋找管治方向的選舉,不論左右立場,同樣厭倦。任何新制度的落實,都不會空穴來風;任何改革也不會一蹴而就,新制度必然有更新和完善的空間。不論觀點是認為當下矯枉過正,或是撥亂反正,皆需要保持警惕,用科學及建設性的態度批評和反省。

筆者藉剛過去的選舉結果的3個特徵,來初探一個問題:我們可以怎樣看待香港未來的選舉?

協商政治依賴強大組織力

第一,協商政治明顯。是次選舉的報道,一直讓傳媒感到雞肋:原因是來自36個界別的967席本應由選舉產生(佔1500席的64.5%);但實際上只有13個界別(地區委員會分港九和新界兩個界別),涉及364席有競爭(佔1500席的24.3%)。然而其中不少界別競爭並不激烈,早已出現近乎等額選舉,顯然內部協商居多。

協商議席分配,固然令選舉競爭性下降,減少政治不確定性;但協商過程中必然牽涉利益交換、執行組織紀律、考察溝通等,這些都需要一個強大統一的組織支持。先不論沒有競爭的選舉,是否能夠調動參選人的積極性;值得注意的是,人事考察會否更多論資排輩、門第出身等,政綱及能力會變得次要?非常時期,調動非常辦法,情有可原;但未來香港選舉,不止有面前一屆立法會及一屆特首選舉之爭。香港的新選舉制度能否在未來20至30年,在沒有強大統一組織下,妥善運作順暢,界別內不會出現惡性競爭,將會是對充滿「山頭主義」、「團伙利益」的香港之最大考驗。

第二,整體年齡偏大,界別內年齡差距亦大(見表1、表2)。由於產生方式與往屆選委會迥異,難有可比性,因此筆者試用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作為參照。

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同樣肩負選舉國家領導人員的職能。選委會其中一個重要職能是選舉行政長官,並提名香港立法機關候選人,未來更會選出部分立法會議員。

本屆選委會的組成中,「當選選委」平均年齡在56.4歲(967席經由選舉產生;筆者未能找到其中122人的相關資料,所以只有845個有效樣本),自動當選者平均年齡58.2歲,經投票當選者平均年齡53.2歲;落選者平均年齡53.8歲。

如果試把選委會視為一個「類人大」比對,恐怕比全國人大而言,人員組成平均年齡還偏大,「當選選委」55歲或以上超過一半。年齡反映生活經驗及價值觀,相信對於未來選委會選出部分的立法會議員,以及會傾向提名的候選人,在立場傾向、行為品味、政策關注等都是一種信號。

其次,數據發現,本屆選委會新增的兩個組別——基層及同鄉社團,年齡整體較大(不少不願意透露年齡,作者自行蒐集);並且在初步數據整理中,「最高學歷」也較其他所有界別多「非大專以上學歷」;有趣的是,他們年齡差距甚大,最低25歲、最高76歲。若連帶考慮新增於第四界別內的各分區及地區委員會,及第五界別內的新增全國性團體,顯然有較多年輕選委,也拉低了本屆平均年齡。

在未來重新審視選舉制度發展時,應當考慮年齡分佈比例,是否應該在協商、提名過程中,吸納更多年輕的「愛國者」參與治港?盡可能與香港整體人口結構不至於相去甚遠?

第三,「政治吸納」作用充足,但組成背景結構尚待優化。可借鑑內地專家學者以「政治吸納」及「結構優化」的兩個視角,去解釋全國人大由第六屆以來的政治錄用模式和制度發展。政治吸納,包括兩個重要原則:第一,廣泛性代表原則;第二,先進性原則,為社會、經濟改革等冒起的新進及領軍人物提供空間。在結構優化方面,包括:提高委員的質素,具體體現在知識結構及年齡。背後的邏輯是,考慮到履行職務所需的社會活動能力、議政能力、文化程度等。因此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指導下,每屆會對比例提供指導性原則,並再由各省級人大按原則及比例,選舉產生全國人大代表。

筆者以上述兩個視角,根據不同委員的背景及職業,重新整理數據(見圖)。有以下幾個初步發現:第一,新增的同鄉及基層社團,實際上大量增加更多工商界背景人士到選委會。有評論認為,新選舉制度大幅削弱了傳統本港工商財賈在選委會的影響力,但實際上筆者又發現,此類新增的基層及同鄉社團,絕大部分的領導職務及資金支持,其中又不乏傳統工商界人士影子;此消彼長,是減弱工商界影響力,或是回復舊樣?第二,重整後的界別,任職於高等教育、智庫或研究人員背景的高端知識分子明顯數量大減;而作為新經濟、文化創意、互聯網科技等領域背景的代表,也只有2%。第三,全職從事公共事務、政治,及專門處理基層、社區事務及社會工作的選委,比例有大約20%。

如果用看待全國人大的比例及原則,選委會或者未來立法會,又是否在「廣泛性原則」獲得相對較好的表現同時,應當在結構優化上增加「先進性」代表的比例?以及在比例上可以更好反映國家對港政策的關注點?

「吸納」與「優化」有待並存

以上三點初議部分,值得我們長期追蹤,靜心看待會對未來「一國兩制」落實帶來怎樣的影響。改革進行中,風物長宜放眼量,毋須過早去斷言優劣。

但值得注意的是,選委會是否逐步向全國人大的「吸納及優化」原則取長補短,借鑑於香港選舉制度?有兩點值得進一步深思及討論:

第一,組織對用人對象的背景及能力傾向,都有相關部門長期關注,瞭如指掌;然而特區政府、其他參與或推動協商的組織,又是否有足夠的信息及鑑別能力?有待時日說明。第二,國家政府對民情掌握能力也相對較好。人大代表不僅代表階層利益;錄用比例多寡也反映國家的政策關注、專業領域及意見,對政策制定及凝聚社會共識有信號燈的作用。香港在未來進一步優化選舉制度,甚或來屆立法會選舉中,是否值得考慮在「安全、穩定」與「優化、希望」之間有更好的平衡?

延伸閱讀:

何俊志、黃偉棋(2021),〈吸納與優化:全國人大代表政治錄用的模式變遷〉,《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1年第5期

(「香港10個不能迴避的政治問題」系列之六)

作者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理事、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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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朝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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