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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健

張立健:東京奧運的餘波與未來

【明報文章】雖然日本官員和國際奧委會先後擺出「今年夏天的東京奧運勢在必行」之態,矢言這將是一屆更高、更快、更強和更安全的奧運,但海內外對東奧的爭論仍在進行中,東奧仍有陰溝裏翻船和散佈疫症的潛在風險,早前抵達日本的烏干達代表團有成員確診,即為顯例。

在愈來愈難辦國際盛會的大背景下,是次東奧的風波,更引來一系列更深層的問題,引來的餘波會影響未來其他的國際盛會(mega-events),有機會震動到作為主辦方的幾大國際組織,以及在疫情和新科技下改變國際活動的未來。

東奧的餘波:疫情仍籠罩、權威受挑戰

日本在東奧延遲一年後,疫情反覆,該國包括東京都多度進入緊急事態下,仍然打算強行照辦奧運。有輿論更質疑是否國際奧委會(IOC)從中作梗,為了收入而不授意日本當局暫緩或停辦奧運。當日本民眾因為集體對疫情的焦慮,愈來愈對今夏奧運會強行辦下去而反感,同時美洲國家盃的主辦國阿根廷和哥倫比亞分別受疫症影響及政治動盪而放棄主辦,一度群龍無首(最後由巴西接辦),那麼同理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卡塔爾的民眾會發出同樣的反彈嗎?在日本發生的事件不但考驗了對國際奧委會的信任,也許連帶影響今年由世界展覽局(BIE)主辦的迪拜世博之去向,以至明年國際足協(FIFA)主辦卡塔爾世界盃的角色和去留等等。當疫情在可見的將來仍籠罩我們時,東奧的餘波或會殃及池魚,未來幾年這些國際盛會的主辦方會面臨同樣的危機嗎?

就像今年12間歐洲足球豪門球會(如曼聯、巴塞隆拿和AC米蘭等)有意籌辦歐洲超級聯賽,挑起球迷、各國足總甚至政客的激烈抨擊,雖計劃遭擱置,但間接質疑了歐洲足協(UEFA)等以上提及近百多年來建立的跨國組織的權威。假如大流行期間成為改革這些組織的導火線,那麼以後會有新的跨國比賽和活動嗎?會否有在現時機制外,由商業和民間建立的新型組織、競技和遊戲規則嗎?也許至少在可見將來,汲取教訓,推動一個更好的機制,分析、考慮和回應輿情,既可避免國家隊和個別選手退出,亦可杜絕進一步引來示威和合法性危機。

尋找21世紀國際盛會

疫情翻轉以往的行禮如儀,一個時代有其一個時代的國際活動。也許,是時候詰問,到底21世紀還需要延續舊世界的世博和奧運嗎?未來的國際盛會,會否走向小眾化、虛擬化和個人化?

作為帝國主義大國,以英國、法國和美國為代表,掀起了一連串從1851年到兩次大戰前的博覽會熱潮,參與的更有比利時和西班牙等一些歐洲國家,展覽中突顯殖民地的落後,對比帝國主義者的科技先進,並合理化了帝國的殖民統治。法國人顧拜旦被喻為現代奧運會之父,學者曾指出顧拜旦因遊覽世博會而改進了奧運的設計和儀式。而且1900、1904年奧運與世博同一年於同一個城市舉辦,奧運只被視為配角;日本學者吉見俊哉認為,情况於1936年德國柏林奧運會在納粹黨帶領下開始逆轉,場館更壯麗,設計有更多奧運傳統,包括現代的聖火傳遞,更於二戰後才成為象徵霸權的國際活動。曾替作為征服者帝國服務的世博和奧運,過渡到冷戰時期成為鐵幕內外比併的其中一個環節,尤其是美蘇之間的獎牌數目之爭為人津津樂道,但在可能進入所謂「新冷戰」的地緣政治環境下,國際盛會以後還需要怎樣轉型?

疫情和科技改變盛會形式

另一個趨勢是國際盛會因為疫情而改變,如今東京奧運已明言拒客,同於今年舉辦的迪拜世博也提出會有虛擬世博與實體世博並行。以往國際盛會是合家歡節目,以後會走向虛擬化、小眾化和個人化嗎?但由於科技發展和移動裝置普及,網上直播加上虛擬實境(VR)和擴增實境(AR)可以取代千里迢迢來到現場。也由於手機人皆有之,使人人皆可以為KOL,就算電視電台沒有購買轉播權,只要有主辦公關、記者或觀眾的活動就必然會有網上內容,可以提供非官方的多元角度、權力分享和扁平化的資訊流通。虛擬化後的國際盛會,要提供空間容許觀眾互動、分享、自拍、打卡、「留名等睇」、惡搞等。也因為網絡上直播之便,讓觀眾用自己的視角、器材和意志,把現場活動化身成自己的舞台和布景,以共創(co-creating)和「產消合一」(pro-suming)形式,帶來更多元的感官和用家體驗。

總而言之,每一個時代有其一個時代的文化,國際盛會亦不例外。在新常態下,國際盛會主辦者須按21世紀的人和科技,來重新設計符合觀眾口味和體驗的新盛會。未來的國際盛會,以及連帶的場內外活動、現場表演和紀念品銷售,必然有新的形式和功能。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學部博士生

[張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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