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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祥

陳景祥:中共百年 香港百變

【明報文章】今年七一是中共創黨百年,也是香港回歸24年。中共黨慶和香港回歸雖在同一天,但過去從來都是「各有各慶」,今年卻是例外——香港在6月12日先辦了一場「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論壇」,香港「被界定」為以自己的特殊經歷融入了中共的百年歷史;到本周一行政長官即率領多名官員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往北京,參加中共成立100周年慶祝活動。

中共建政前 香港是南方活動基地

中共從1921年創黨開始,就積極利用香港作為發展壯大實力的基地,據記載:「1921年,中共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就派人來到香港。從這開始,中共便不斷在香港發展,開展各項活動。」而其中最轟動而又影響深遠者,當數省港大罷工:「1922年,蘇兆徵等發動震驚中外的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年中共在香港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省港大罷工。香港除了是中共工運的發源地,還是中共人士的『避難所』。」(註1)

香港對中共發展之重要,主因正是當年的「一國兩制」——1921年「國民政府」已經成立,同年5月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中國已正式結束帝制、走向共和,然而當時港英政府卻頒令禁止慶祝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原因是英國不想介入中國大陸的政局發展。

當年的「一國」,是中國基本上已完成統一,國民政府正逐步鞏固政權,而香港仍由英人管治,政治、司法等制度皆與大陸不同,而正是由於國民政府的管治不能覆蓋香港,中共廣東省委、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兩廣省委、中共兩廣工委等都先後利用香港作活動基地,領導南方的中共黨組織工作;可以說,香港當時成為了中共在兩廣活動的指揮中心(註2)。

在1949年中共取得政權前,香港繼續扮演着關鍵且特殊的角色。約在1930年代(中共稱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香港是中共地下工作的中轉站和後勤基地,葉劍英、鄧小平等許多中共幹部由上海轉赴廣西、江西井崗山等中共根據地,都取道香港前行。到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成為了中共抗戰及華南游擊隊的後勤基地,廖承志在香港設立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是首個以公開身分在香港活動的中共代表。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成立之後,成為了中共在海外徵集物資支援抗日的主要基地和渠道。

打通往西方世界的主要通道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論壇上的演講,名為「百年偉業的『香江篇章』」,重點講中共如何開創、發展、捍衛了一國兩制,但其實中共百年與香港的關係,絕不單單在1980年代出台的一國兩制,中共每一階段的發展歷程,其實都和香港息息相關。中共最近在北京建立了一座黨史博物館,未知其中有否介紹香港對中共所作貢獻的內容?

中國近百年的維新、自救、自強,尋找復興之路,都是向西方取經,希望能夠擺脫貧困愚昧、落後捱打的命運。中共創黨元老毛澤東有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共以俄為師、接受第三國際領導,也是向西方尋覓救國之道,蘇聯的社會主義跟美歐自由民主一樣,都是西方舶來品。

香港在英人統治之下,救國救民的革命活動一概被禁,英國政府只想香港成為商貿城市,並隔絕於國共鬥爭之外,因此香港的精英分子大多是商賈、買辦,他們並沒有參與大陸的政治,但香港這個小地方卻是國共兩黨明爭暗鬥之地。香港雖然沒有介入大陸政局,但香港經貿發達、制度良好,卻成了中共打通往西方世界的主要通道。

1958年中共設中央外事小組,陳毅任組長,在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他多次闡述對港的長期方針,共有三大作用——第一,是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第二,是跳板作用,掩護人員出入,打破敵對的勢力封鎖;第三,是信息渠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了解的必須之地。這一系列方針,中共都善加利用,直到文革為止(註3)。

改革開放 藉香港摸石過河

中共對香港的利用,在改革開放之後轉向更全面、更深入,除了傳統的經貿金融,還擴及到教育文化、人才培訓、流行文化等等,香港在不同範疇都擔當起「教車師傅」角色,並向內地輸出資金、人才、管理;與此同時,香港也由一個貿易出口的新興經濟體,逐步發展成為轉口、服務貿易、離岸貿易的國際貿易中心。教曉了徒弟之後,香港「教車師傅」的作用漸失,中共信心滿滿,反過來要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規劃。

中共百年,是從緊跟蘇聯開始,到1935年遵義會議毛澤東打倒「國際派」,奠定了中共走中國式革命道路的基礎;到了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中共又再一面倒向蘇聯,向蘇聯學習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但到最後中蘇仍然走向全面決裂,中共不再奉蘇聯為師,與此同時,中共的國內政策愈走愈左,國民經濟幾近崩潰,到1978年改革開放才全面向西方學習(主要是美國)。

在這個過程中,香港的角色一變再變,由最初的「教車師傅」,轉身成為投資者(北上發展),然後是經理人(為大陸引入資金、技術),再變身為金融師(為大陸企業上市集資)、改革師(改革大陸的國有企業),然而萬變不離其宗,香港對中共的最大作用,始終是向西方取經的啟蒙者、中介人。中共可以藉香港逐一驗證到底資本主義有哪些可為我用,然後擇優而取之,這種摸着石頭過河的做法,大大減低中共推行改革的風險。蘇聯沒有香港這種接通西方的窗口,應是蘇共改革最後一敗塗地的主要原因之一。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亡黨,蘇共前後僅74年,中共是蘇共學生,現在學生的「黨齡」已經超過老師,箇中原因,到底跟香港有多大關係?中共建黨百年,到底有多少貢獻是來自香港這個高度資本主義且「西化」的國際城市?

港特殊作用所剩無幾 僅金融可展所長

2016年7月1日中共慶祝成立95周年,正式提出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到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再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闡述了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上周五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解釋了何謂「中國特色的多黨制」,對中共來說,也許向西方學習的百年之路已大致走完,而香港的特殊作用也所剩無幾。

中共百年唯一仍然未能超過西方的,是金融制度,也是香港仍然可以發揮長處的地方;到哪一天當中共認為已經建立了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金融體制,香港對中共的價值就正式歸零了。

註1:見〈葉劍英情繫港澳〉,廣東葉劍英研究會,2017年6月23日(bit.ly/2U4n5ay

註2:同註1

註3:見《蘆蕩小舟的故事》第五章,「香江歲月」7,文化戰線,2017年8月1日(bit.ly/3hbQtUk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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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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