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劉銳紹

劉銳紹:「國安司」和「新聞司」的迷思

【明報文章】近日傳聞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打算籌建兩個司,分別涉及維護國家安全、新聞和宣傳事務。由於還未有正式詳情,姑且稱為「國安司」和「新聞司」吧。這兩個司還未正式成立,先引起一些迷思。這些迷思沒有答案,我也沒有答案,各位先行沉思,看看能否解開迷思?

(1)為什麼在港澳辦內成立這兩個新司?

以國安工作為例,公開可見,目前涉及香港的國安機構和單位已有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安公署、警隊裏的國安處。外界的感覺是,它們已着力行動,非常積極。基於保密理由,有關的若干編制、經費、運作均不公開。

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是這樣的,不能一概批評,但引起的迷思是:

(i)是否上述機構和單位經過大約一年的工作,成績未如理想,或者資源、功能和成效未足夠,才需要在港澳辦裏再設「國安司」?

(ii)如果不是,那麼,日後「國安司」的功能是什麼呢?跟現有的機構如何分工?職能會否重疊?中國行政改革時發現,機構和職能重疊就會架牀疊屋,政出多頭(許家屯年代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與姬鵬飛主理的港澳辦,就出現過這類問題),如何避免重複這類問題?

(iii)如果真的因為現行機構不足夠而在港澳辦再設「國安司」,那麼,怎樣才算有足夠的機構和人力呢?這是否預示日後還有其他機構處理香港的國安問題?

(2)「國安受到威脅」是真命題?虛命題?還是偽命題?

先從真命題的角度看,維護國家安全是全世界政權(包括歐美國家)的共通話題;從國家應對外來傷害的層面來說,確有需要。官方基於「國際鬥爭的經驗、掌握的情報、第一線消息」等材料,胸懷世界,為國為民操心,市民實在毋須質疑。但市民由於看不見國際環境複雜而引起猜測,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有設立「國安司」(着重政策、行動)和「新聞司」(着重宣傳、教育)的需要了。很多建制朋友都這樣教育我。

跟着從虛命題的角度看,平民百姓的確看不見官方所說的「外國勢力」、「外部勢力」、「國安受到威脅」,更多看到和感受到的是自身權利被壓縮,選舉制度「完善」後失去很多選擇,教育內涵變質,集會和表達權利受到似是而非或藉詞而生的限制,價值觀在「被變化」……種種現象令市民感到國安威脅是虛,借外打內是實。官方以目標為本,因此少理。這是市民的主流反應教育我的。

再從偽命題的角度看,製造和強調「真實」是偽命題的常用方法,外國也有案例。最近新聞提到英國廣播公司的戴安娜王妃訪問就是一例;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製造「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的輿論,也是一例。目的是製造理由,為日後的行動創造依據和理據。

假如「國安威脅」是為官方其他行動開路的話,那麼,港府近期的行動傾向,以及逐步傳開的信息,就會引起市民更多迷思。例如,港府會否處理雙重國籍問題?選民是否需要重新登記?如要重新登記,將增加什麼需要呈報的內容?呈報的某些內容(例如BNO)會否影響選民資格?這些都有待澄清和解釋,否則都會增加對「偽命題」的迷思。這是歷史和現實對大眾的教育。

把上述3種角度放在一起,我從來不會側重一點而輕易否定其餘,包括國家安全。但官方必須準確拿揑重點,並及早解說疑團,才能順應和穩定民心,否則國安問題只會繼續處於真實與假想的迷思之中。

(3)設立新司反映進一步直接管治

2019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以來,要牢牢掌握香港全面管治權的方向已呈現世人面前。這是北京的需要,其中一個作用是避免香港成為國內外影響政局穩定的因素;加上20多年來,今天的領導層認為還未能達到回歸的理想效果,所以在「忍夠了」的心態下由(特區政府的)間接管治轉為(中央機構的)直接管治。

除了政治、外交、涉台關係等方面之外,近期的例子還有:有說,財政部官員孫光奇空降紫荊文化(香港)集團有限公司,並掌管香港多家出版、文化和傳媒機構(詳見5月10日《明報》頭版報道)。如今港澳辦擬設「新聞司」,相信與香港的傳播事業有關。

其實,港澳辦之下設立與宣傳和新聞有關的部門不是新鮮事物。早在港澳辦初建階段,二司就兼負聯絡傳媒的責任,司長容康更是香港傳播界的好朋友、實朋友。為什麼說他是「實朋友」呢?且聽實例:一次,中央大員會見香港《基本法》草委後,查良鏞出來簡報內容,但未有官方版本;容康多番奔走,截稿前發出審閱後的官方版本,避免了胡亂的引伸。在「六四」前後,他關心香港新聞界能否安全採訪和撤離,辦了一些實事。

可見,容康起了真正溝通和保護香港新聞界的實質作用,在上級指示與傳媒需要之間努力平衡,發揮了「兩制」的特色。他在工作任務、政策原則和實際操作過程中的探索,值得歷史記載,希望日後的「新聞司」負責人也能成為香港傳媒的實朋友。

順道一提,老容逝世多年,朋友們不敢對他當年保護香港記者的事情作公開道謝,擔心會影響其他人。前年,「六四」30周年,我才在拙作《炸醒我的「六四」》一書中公開向他致謝,想來又是一種遺憾。

至於傳聞香港中聯辦法律部前部長王振民可能出任「國安司」司長,外界也毋須質疑是否合適。在各國的官場中,只要完成權力來源定下的目標、要求,就是稱職的官員。所以,外界多點關注政策本身是否合乎民意,而毋須把重點放在執行者之上──除非執行者是「加碼派」,把本來強硬的政策變得更強硬,進一步失去民意的支持。這是我對中國官員的理解,也是對他們的懇籲。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劉銳紹]

上 / 下一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