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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釋之

張釋之:換人還是換思維? 應是既換思維也換人

【明報文章】香港回歸中國20多年後,英國為什麼仍理所當然視香港為自身的一部分?中國中央政府為香港訂立《港區國安法》和改變香港選舉制度以後,英、美及整個西方反彈為什麼如此之大而強烈?這兩個看似簡單和似乎有現成答案的問題,其實值得進一步深究,而且有關問題與治港人選和思維有直接的聯繫。

英對港仍有「主人」之姿 信心在於「人」

英國對香港之所以理所當然仍有「主人」之姿,是有充分心理和現實依據的。他們的依據和信心就在於人,即掌握治理香港核心權力的公務員隊伍是中方所「回歸」不了的。

當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中方堅拒英方「主權換治權」的主張,意即並非只名義上收回主權,而是連實質性的治權也要一併收回。但這一堅持,一定程度上只是贏得了口頭而非實質性的勝利。因為中國政府信守承諾落實「港人治港」後,掌握核心權力的主要治港者,事實上是英國人培養起來的公務員,中央政府不僅讓整個公務員隊伍得以完整過渡,而且回歸前後一直把當時的約18萬公務員的素質和作用捧得很高,公務員在回歸後的效忠對象問題,除了像陳方安生那樣明顯與行政長官不能配合之外,似乎未給中央政府帶來多少困擾和警惕。

後過渡期時,英方曾給予5萬個香港家庭居英權,授予對象除對香港有貢獻、對香港前途具有重要性等社會精英人士外,主要就是曾經居於敏感職位的政府公務員,實際上也多是當時的高級公務員,以及在英方眼中具培養前途、回歸後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公務員。這些事實上已成為英國人的公務員骨幹,秉承了英國人培養教育所形成的價值觀和思想意識,內心的情感歸屬和效忠對象也難以輕易改變,而包括這批人在內的全體公務員完整過渡,意味着這些人成了香港的實際管治者。

有論者指出,香港回歸之初,英國政府在向國會提交的「香港問題半年報告」中,盛讚《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情况,那時英國是「真的高興」。此觀察肯定符合當時的實際。基於中英之間的「友好關係」,中方既沒有向英方指出香港落實的是「基本法」、而非「基本法」誕生前的《中英聯合聲明》,完整過渡的公務員隊伍事實上也一如既往地管治香港,所謂回歸,真正只是「換個港督換支旗」而已,英方的高興應該完全發自內心。

香港回歸多年後,英國至今仍毫不掩飾地強調英國與香港的聯繫,其信心和心理基礎與這個重要因素是分不開的。

特首較重「一國」或「兩制」 命運大不同

人的因素另一重要方面是行政長官。因為特區行政長官並非英國港督的過渡,而是按照「基本法」規定產生的全新管治角色,與公務員隊伍相反,回歸後這一重要角色的實踐就遠非那麼順利了,可以說是步履蹣跚。

近期《頭條日報》盧永雄先生的文章稱,回歸後4任行政長官,在重「一國」和重「兩制」的問題上「梅花間竹」:第一任特首比較重視「一國」,後來腳痛落台了;第二任特首強調「兩制」,做了一屆半直到任滿離職;第三任特首異軍突起當選,又再強調「一國」,但做了一屆就落台了;第四任特首又再強調「兩制」。這是很睿智的觀察和總結。

行政長官這一角色的實踐之所以無法順利,首先是因為其不是港英治下港督換湯不換藥的單純過渡,而是根據「基本法」產生的全新角色,而且其產生和施政都離不開中央政府的作用。即使中央政府盡量將自己的影響和作用減到最低,一舉一動還是被香港以至「國際社會」放到顯微鏡下加以檢視,動輒被指摘干預香港高度自治。而中央政府基於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與尊重,在行政長官的選舉和管治上,取態也是盡量由香港內部加以調適,把香港社會的認受視為高於其他因素的條件,直到抗拒中央的力量愈來愈在行政長官的選舉和施政上呈現左右大局之勢後,中央才在2016年底,開出了「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中央信任、港人擁護」4個條件。

雖明確把「中央信任」作為行政長官的條件之一,但實際上,不管條件是4個、5個還是N個,僅「港人擁護」這一條,就足以被利用為打敗其他條件的首要條件,在香港既定的輿論傾向下,社會上形成一定的反對聲浪就代表港人不支持,而不被港人支持的,中央信任也沒用。其次,很顯然地,不能順利完成連續兩個任期的行政長官,恰好都是非公務員出身。

正是上述因素導致了4任行政長官的「梅花間竹」。而「梅花」與「竹」的境遇和命運是大不同的。重視「一國」的,都沒能完成按「基本法」規定可以有的兩個任期,任期中的遭遇基本上是:不僅公務員隊伍不配合,社會上也難容;而重視「兩制」的,一個得以完成任期,另一個,目前看來正在部署爭取連任。

如果不是在修例問題上自以為是、一意孤行,一度幾乎招致香港全民反感,釀成巨大風波與災難,以現任行政長官上任不久即提倡「大和解」,以及她對「民主派」的友善寬容,她在獲得「港人擁護」上是不會「出事」的。修例風波中林鄭月娥一段時間內被「人人喊打」,其實可以反證是她自己及其執政班子處置失當的結果,而並不是她事後歸結的其他原因。

公務員精英治港已證明不成功

修例風波將回歸20多年來不斷積聚和發酵的深層問題推向了不能不爆發的極端。風波尚未完全平息,香港在滿目瘡痍中又遭遇新冠疫情的災難,才徹底將作為「公務員治港精英」的行政長官及其主要班子成員的無能與無力暴露無遺;無視野、無遠見、無承擔、無宏觀規劃、脫離民情、重口頭政績而輕視社會實效、高高在上自我滿足等特點得以充分體現。這是很重大也很明顯的教訓,香港大多數市民對此已感同身受。

對中央政府而言,尤為值得重視的起碼有兩點:

其一,從黑暴橫行到疫症肆虐的過程中,現任治港班子所充分體現的價值取向,對反對勢力無原則的容忍與退讓,對惡意濫用「自由」的縱容或過分包容,對內地體制的戒備以至抗拒,對內地抗疫經驗的「敬而遠之」,這些才是要害所在,尤其在強調「行政主導」之下,掌核心管治權的行政管治隊伍如果無法得以根本改變,「香港是中國的香港」就仍是一幅有過多「留白」的寫意畫而已。

中國政府主導變化 讓「真回歸」有了可能

其二,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和香港選舉的改制,為什麼招致英、美和整個西方如此大的反彈?他們稱自己出於道義責任,當然是自我美化的謊言。卡舒吉是代表西方言論自由的記者,在土耳其的沙特領館被大卸八塊,英美至今仍與沙特當政者交往無礙,道義何在?香港回歸後,繁榮一如從前,自由比過去有過之無不及,稍有痛癢英美西方就小題大做、即時反彈,最大原因就是怕香港變,變或不變與英美和西方利益攸關。在維持不變這一點上,過去英美西方與中國政府竟取得了微妙的一致,前者更是在過去20多年時間裏,以對維持不變實行嚴格監察作為箝制中國政府對港政策的手段,有讓中國政府動輒得咎之效。港區國安法的落實和選舉制度改革,令英美意識到,香港現在才是真的回歸了,成了中國的香港,不再像以前那樣,事實上仍舊是英國的地盤、英美和西方國家的域外樂土。

以上兩點證明,是中國政府主導的變化,才讓香港實現真正的回歸有了現實可能。「梅花間竹」的現象不容再重現,公務員精英治港既已被證明是不成功的,現在也已到了徹底調整的時候。從應對黑暴到抗擊疫情,現在治港的核心角色所持的思維已不能與今天體制的改變相得益彰,反而是有所抵消。因此,香港管治核心既應該換思維,也應該換人。

作者是新範式基金會資深研究員

[張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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