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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穎嫻

阮穎嫻:不要讓政治經濟抹煞天才的教育機會

【明報文章】天才有着非凡的智力和創造力,尋常人難以完成的工作,天才卻能不費吹灰之力完成,使常人自嘆不如。天才少見,常人也難以猜度他們到底在想什麼,覺得他們怪怪的。可是,天才對於人類知識和福祉的貢獻十分之大。舉些例子,很多人提起天才,就會聯想到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他發現的相對論顛覆了當時物理學,自此人對世界和宇宙起源等有了新的理解。他也發現光電效應,在現今社會應用廣泛,太陽能電池和人造衛星等,沒有它都不行。所以,沒有愛因斯坦,人類社會發展可能要倒退很多年!音樂家莫扎特也是公認的天才,幾歲就會作曲,人生短短35年,就寫出600首作品,當中旋律優美、膾炙人口者不計其數,不少人形容他的樂曲是天籟,此曲只應天上有。他為不少人的人生添上了歡樂。

天才對人類的貢獻

天才對知識的貢獻有多大?最近有經濟學者做了一項有趣的研究,回答這個問題。他們蒐集了大量國際數學奧林匹克(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以下簡稱IMO)參賽者的資料。IMO每年舉辦一次,每個國家或地區可以派出最多6位選手參賽,參賽者必須在20歲以下,中學程度。比賽中,選手要分兩天做6道數學題,題目包括代數、幾何、數論和組合數學等。評審會根據選手的答案評分,按分數高低設金銀銅牌。一般來說,約有25%選手得到銅牌,15%選手得到銀牌,得到金牌的不足10%。

由於參賽名額有限,每位選手都經過千挑萬選,天資聰敏。即使如此,面對這些艱深的題目,每年捧蛋的選手也不計其數。因此,能夠在比賽中脫穎而出、得到金牌者,一年只有數十人,天才之名當之無愧。

研究追蹤了這些在1981至2000年參賽的選手,他們日後的事業發展。研究發現,這些選手中,有22%取得了數學博士學位,其中約有三分之一在頂尖學府畢業。這些IMO選手合共發表了逾1.5萬篇學術論著,論文被引用逾16萬次。

得到IMO金牌的天才,日後成就過人。他們平均發表的論文數目,比頂尖大學博士畢業的數學家高出3倍。另外,1994至2018年獲得菲爾茲獎(Fields Medal,數學界的一項最高榮譽)的26位數學家之中,有14人曾參加IMO,10位得過金牌,當中包括華裔數學家陶哲軒(Terence Tao),他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以及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Grigori Perelman),他不單破解千禧七大難題之一「龐加萊猜想」,更以放棄100萬美元獎金、還叫傳媒不要採訪他而成為傳奇。得到IMO金牌的天才,日後贏得菲爾茲獎的概率,比一般畢業於頂尖大學的數學家高出50倍。由此可見,天才對於人類知識的增長十分重要。

天才的出身和成就

因此,說天才是上蒼對人的恩賜並不過分。問題是,天才可以生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度,但不是每個地方都可以成就天才。生活在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享受到優越的教育資源,天資可以發揮。相反,生在落後的國家,即使天賦異稟,沒有後天的培養,也未必能成大器。

根據經濟學者貝加(Gary Becker)的人力資源模型,受教育程度不僅取決於才華,還取決於他們所面臨的財務約束。讀書是需要錢的,有些人家境富庶,投放在人力資源上的約束較小;不然要自己儲錢、半工讀或借學貸,成本就較高,約束較大。

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人比較窮,教育制度及融資市場較不完善,所以即使是天才,也可能需要及早開始工作,書讀不多,無法培養人才。或他們的國家沒有好的大學,但出國進修十分昂貴,等等。這樣就無法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華。在香港,若有出身貧寒的人很有天賦,總是能拿到獎學金。

上述研究分析IMO參賽者的數據,發現來自低收入國家的參賽者,即使在IMO比賽的分數和其他人一樣,日後的成就,無論是成為專業數學家的比例、論文數或引用率,都比其他參賽者遜色。主要原因是,他們受到財政資源的限制,無法到在科技和知識領域領先的國家如歐美等地留學,以致才能不能善用。按現有數據推算,假若這些「不幸」的天才的才能得以正常發揮,讓他們活在發達國家,他們可以使數學界的論文數增加10%,引用數增加約20%。他們的損失也是全人類的損失。

有見及此,有些世界富豪早就放眼低收入國家,希望透過獎學金鼓勵有天賦的人,在對提升人類整體的文明上出一分力。受資助的當然不止是數學界別而已,以上研究用數學成績做研究,是因為數學的天才比較容易量度,較少爭拗,數學科對天分的要求相對其他學科也高。

政治張力窒礙人類文明進程

有很多因素會阻礙學術交流。疫情使學者不能到各處演講及進行學術會議,本應會拖慢了人類文明的進程,但有了科技,很多會議都在網上廣播,就不成障礙。

但國家之間劍拔弩張就不同了。美國由於忌憚中國學生及學者,在政策上令留學生數目減少。就算沒有明文規定,有些優秀的大學在錄取學生時,考慮到政治因素,如果同時收到兩個能力相等的申請,但一個來自印度一個來自中國,很可能會較傾向收取來自印度的學生,以免在簽證等各個環節上出問題。這些大學的入學競爭相當激烈,本來就不愁優秀的申請人,這是因為不確定性作出取捨。

這在中國學生中造成了憂慮。有些學生的志向,是去美國頂級大學深造最尖端的科技,在知道這樣的政治形勢後,覺得自己機會大減,哭了出來。

同時,由於美國的態度,使更多中國學生轉投英國讀書,英國大學財政狀况向來麻麻,其實十分需要海外留學生帶來的學費。一些香港的大學,碩士課程在保持收生數量及質素一向較困難,受惠於海外抗拒的態度,聽這些院校的同事說收生反而改善了,畢竟中國學生是香港碩士課程的大客。

因為政治的張力窒礙了學術交流,其實是人類文明的一大損失。在學院待過的人都知,有好的研究環境,才容易激盪出、發明出使人類文明更進步的創新理念。

參考資料:

Ruchir Agarwal and Patrick Gaule (2020) Invisible Geniuses: Could the Knowledge Frontier Advance Fast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Vol. 2, No. 4, December 2020.

作者是港大經管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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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穎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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