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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中學生

4名中學生:被拋棄的數據——從通識教育的三大爭辯看公眾討論的荒誕

【明報文章】近年來,通識科一直飽受爭議,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社會各界皆有不同聲音,但無論是擁護或反對者,都甚少提出可靠證據來支持自己的意見,大多流於個人經驗或固有印象。就此,我們分析了通識科2012至2020年文憑試的試卷,以回應以下3個主要爭議點。

通識考核:言之有據,還是立場為重?

通識科的一大爭議,在於有意見認為該科立場凌駕事實,過度重視個人見解,卻忽略對事實的基本認知。考評局重新冠名科目委員會主席劉智鵬教授,在今年初的網上研討會上,便曾批評現時通識科「意見行先、立場行先」(註1)。

實際上,考生的作答空間受卷一的題目形式所限。根據考評局的評分準則,考生只能通過引用及分析考卷提供的資料來獲取分數。如2012年卷一第1題,考生要根據統計圖表來描述人口趨勢,不能憑藉自己的感覺作陳述(註2)。同理,即使是要求就議題表明個人立場的題目,考生也要引用卷內資料來佐證自己的觀點,否則分數會適當下調。足見考生是以卷內資料作證據論述,但卷內的資料到底是客觀的統計數據,還是攙雜主觀立場呢?

我們把9年來所有卷一資料分類(圖1),其中較客觀的(統計數據、研究報告、新聞)佔七成,而相對主觀的佔約三成,可見陳述事實的資料居多,僅少數資料帶有主觀立場。

同時,我們認為帶有主觀成分的資料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教育心理學家將學習分為「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6個遞進層級(註3)。透過多樣的資料,學生能運用高階思維,就客觀事實和主觀評價,分別作分析及評鑑。倘若考生只需陳述及列出事實,考評恐怕會出現天花板效應(Ceiling effect),普遍考生都能獲取高分,導致試卷無法反映其真實水平,劃分不同能力的學生。

用數據說話:考題「偏重政治」如故?

除此之外,通識科文憑試「偏重政治」亦一直為人詬病。資深通識科教師吳壁堅老師曾在文章中表示,認同「通識科的試題偏重政治範疇」說法(註4);「通識之父」陳岡校長也早在2014年撰文指出,通識科2012至2014年筆試政治題的比重(約20%至37%),是課程大綱佔比(約14%)的1.5至2.7倍(註5)。近期,他再度撰文,以自己當年的數據指出通識公開試「異化」,過度偏重政治(註6)。

我們沿用陳校長的方法,整理了2012年文憑試開考至今的政治題比例。如陳校長所言,2012至2014年間政治題的佔比的確較重,最高達37%;但根據圖2,自2014年起,整體比例呈下降趨勢,2017年和2018年甚至沒有政治題。

經計算後,2012至2020年的政治題比例,平均為筆試總分的18%,而近5年,即2016年起,比例是14%,約是全卷的七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凡是和香港政治相關的題目,不論主次,我們在計算時都會一併歸入政治類。例如2016年卷一中的第2題,該題要求考生回答香港競爭力和民主指數的關聯(註7),雖然只有部分和政治相關,但也會計算在比例之內,實際數字理應更小。從高估後的數字來看,近5年政治題的比例與課程大綱中的14%十分接近,通識科是否異化有待考究。

通識科中國議題「偏重負面描述」:是真是假?

通識科的另一爭議,在於有意見認為課程內容對中國的描述過為負面,容易令學生對國家產生不良觀感。近期,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女士在《明報》發文,稱審閱了10本通識教科書後,發現有「部分」教科書描述國家負面事件甚「多」,嚴重影響學生對國家的觀感(註8)。羅范椒芬女士運用實質證據支持自己的看法,雖然勝於無憑無據的評論,卻缺乏具體統計數據,僅使用了意思含糊的詞語來批評通識科在中國議題上有失偏頗,難以建立有建設性的討論。例如:「部分」一詞是指10本中多少本的教科書呢?負面描述「多」又是指佔內容的多少呢?就此,我們分析了文憑試卷一和卷二中與中國相關的題目,嘗試回應「通識科偏重對中國的負面描述」的一大爭議。

圖3將中國相關試題分成4類(以題目分數計算佔比),分別是正面、負面、正負皆有及沒有情緒導向。其中負面的佔約四分之一,正面僅佔不足十分之一。負面描述是正面的近3倍,通識卷內對中國負面描述較多的說法不無道理。

但當我們放眼到全部類別,結論又有所不同。在所有題目(所佔分數)中,正負皆有及沒有情緒導向的佔約七成,加上正面的,共佔總體的四分之三。負面描述是否過多,有待商榷。更甚,中國相關的負面內容大體圍繞國家重點關注事項,如留守兒童及城鄉差距等問題。若稱國家相關發展方針為負面描述,難免有些牽強附會。

撇開通識爭議 公共討論該如何重回正軌?

綜上所述,我們簡單用數字回應了通識科的幾個爭議。如文首所言,雙方持份者圍繞通識科一直爭辯不休,卻均缺少實質證據的支撐,而這一現象正正揭示了香港現時公共討論的弊病。

哈佛的統計學家Frederick Mosteller曾言道:「用統計數字來說謊容易,但是不用統計數字更容易說謊。」統計數字雖常被誤用誤解,但往往能夠排除一些極端的觀點,其作為信息的載體,是溝通的一大利器。通過引用數字,公眾能在同一切入點作具建設性的討論,不再是牛頭不對馬嘴,各執一詞。若議員及專業人士能多就不同社會議題運用統計數字來發表意見,相信能奠定公共討論的良好基礎,緩解困擾香港多時的分化討論,長遠有利香港發展。

註1:〈教師指新通識難練思考 冠名會:舊科立場行先〉,《明報》,2021年2月11日

註2:2012年卷一1a題:「描述資料A顯示香港人口統計數字的一些趨勢。」

註3:Bloom, Benjamin Samuel, David R. Krathwohl, and Bertram B. Masia. 1986.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New York: Longman.

註4:吳壁堅,〈要解決通識科試題偏重政治的弊病〉,《大公報》,2019年11月1日

註5:陳岡,〈抗爭是學習通識的成果?——探討「通識科偏重政治」的深層原因〉,《明報》,2014年9月25日

註6:陳岡,〈改革通識科 本可由改革考局教局人事起——回應特首提出「糾正通識科異化」〉,《明報》,2020年12月8日

註7:2016年卷一2b題:「資料B顯示民主指數和全球競爭力指數的排名。你認為兩者的排名有沒有關係?利用資料B解釋你的答案。」

註8:羅范椒芬,〈談通識教育科: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明報》,2020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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