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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云

楊云:新年解籤不如解難

【明報文章】新年伊始,世界遭逢疫情,民間信仰的車公作為傳說級抗疫英雄,當然分外出位。鄉議局一年一度為香港求籤,求得的籤文頓時成為花生話題,不論是玄學家或是KOL都出來解籤,尤其是「積薪歷火非無事」一句,更堪玩味。如要解讀「積薪歷火」,建議讀者還是認真看看賈誼的《治安策》,看看所謂的「火」是指什麼,也理解一下此論的政治背景,以及賈誼的政策主張,在食花生之餘,豐富一下學識也不是壞事。然本文如題,筆者對解籤興致不大,倒不如藉此餘溫,討論一下疫情當下的水深火熱。

失業問題「嚴峻」之處為何?

2020年的失業率超過6%,本年預測將突破7%,大家都說失業問題嚴峻,但「嚴峻」之處在於什麼地方?我們不妨用「社會福利體系」的框架剖析一下香港的情况。根據社會政策學者Ian Holliday的分類,香港福利體系屬於「生產主義福利體系」(Productivist welfare model),意即財政資源集中投放在教育、健康等有助促進人力資本和維持勞動力商品化的政策範疇。在這種體系下,社會政策往往服膺於經濟發展,亦造就了以「就業」為核心的福利體系,以高就業維持市民個人生計,減少對公共福利的依賴。

另一邊廂,香港長期的貧富差距亦漸漸成形。以「收入十等分」的方法分析,1996至2016年間香港收入分配呈現嚴重的結構性不均,且情况基本沒有改善。2016年,收入最高的組別的收入中位數為6.5萬元,收入最低的組別的收入中位數為4160元,兩者相差14.6倍。最高收入的20%人口,其收入佔整個社會收入的55%。這個比例在1996至2016年,約20年間幾乎沒有改變。1996至2016年間,最高收入的兩個組別的收入中位數,增幅達73.3%及75%;但最低收入的兩個組別的收入中位數,增幅卻只有30%。

香港政府一直以維持穩健、靈活、蓬勃的就業市場為重要政策方針,讓基層市民得以維持基本生計,在2011至2019年間,香港失業率長期低於3.5%,「接近全民就業」的穩定狀態維持了9年時間。長年強勁的就業市場,讓人忽略了生產主義福利體系的內在脆弱性。受2019年社會動亂及2020年疫情的影響,香港的失業率2020年首季升至4.2%,打破了自2010年第四季開始不高於4%的局面;其後失業情况持續惡化,至2020年第二季升至6.2%,其後一直維持在高於6%的水平。除了失業率外,最新的就業不足率為3.4%,遠高於對上一年同期的1.2%,亦是值得關注的情况。受疫情影響,很多職位以無薪假期的形式,勉強保留就業,但疫情及經濟環境持續惡化,有高風險成為失業。當失業嚴重時,才發現過往由於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很多靠工作維生的基層家庭積蓄不多,甚或只能選擇借貸度日。

矛盾是如何變成「深層次」的?

面對這種系統性危機,理應要有系統性解決方案。下周三又是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公布的日子,看看這幾天的政團訴求,都不外乎要求派錢;又或者驚覺一直沒有建立健全的失業保障制度,只好倡議發放臨時失業津貼,以解燃眉之急。於是,矛盾仍然存在於深層次之中。

深層次矛盾是如何變成「深層次」的?其中一個核心原因就是沒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去推動實際的改變。香港在面對社會問題時,往往會出現兩種情况。一種情况是將社會問題完全歸咎於政治因素。不是說社會問題與政治無關,但將社會問題完全綑綁於政治制度,過去幾年的事實證明,只是白白消耗可用於推動福利體系改變的政治力量,社會陷入無力,既得利益集團繼續得益。另一種情况是討論社會問題時失焦,似是而非,如每次討論房屋問題,都會有一堆觀點否定「增加供應」的重要,又或是花時間「大辯論」,經年累月討論過後的意見往往又回到最初的起點,但樓價已不知升了多少倍。於是,就如一名社會政策學者曾言:「研究貧窮的人繼續研究,貧窮的人繼續貧窮。」

從因着手 推動改革

新一年,不管是在擔憂「積薪」之下的是什麼火,還是在喊「變革」的口號,抑或但求「平安」,都應該從因着手,實際針對社會福利體系的問題,解決疑難,推動改革。

作者是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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