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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兆輝

葉兆輝:死亡和出生人數交叉點的反思

【明報文章】政府即將宣布的最新人口發展情况,是香港有官方統計數字以來,第一次死亡人數較出生人數多了逾6000,這個所謂「死亡交叉」的時間,比之前預期中提早6年發生。

其實香港出生人數自從1980年代已經開始下降的趨勢,因人口老化的緣故,死亡率也不斷增加,若不是香港在2004至2012年有雙非嬰兒的出現,即是說內地父母(「雙非」)來港生嬰兒約20萬人,出生和死亡人數的交叉點,可能更早出現(見圖)。

當然出生人數減少也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在相對高收入的亞洲社會,韓國、台灣無獨有偶都在2020年經歷人口負增長的情况,日本更在大約10多年前已經發生了。但香港最近因政治事件所引致可能發生的移民潮,定必相比其他地方更為嚴重。實在需要嚴陣以待,有效回應急劇轉變的人口發展所帶來的挑戰。筆者有以下的看法:

(1)如沒有移民的補充,香港已步入負人口增長時代

如果沒有移民的補充,香港已經正式步入負人口增長(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的時代。當然疫情和經濟不穩都會影響出生人數,但整體人口少子化是大勢所趨,再加上本地男女單身人士的百分比維持在20%至30%左右,這都是本地低生育率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就算經濟有所改善,也不會對出生率帶來很大的效用。根據家計會的調查,育兒的經濟負擔和社會環境氣氛都是主要的生育考慮因素。如果政府可以幫助將要結婚的夫婦,消除一些障礙,例如,提供多一些經濟誘因,可能會有幫助。

至於期望2024年的龍年效應令出生率止跌回升,是不切實際的。根據以往1988、2000、2012年的龍年效應,夫婦們只是改變懷孕的時間,並沒有增加整體的出生人數,即是世代的出生率(Cohort fertility rate)沒有增加,龍年之後的出生率跌幅更加顯著。

(2)本地政府對人口政策,一直都處於較被動位置

第一屆特區政府董建華先生倡導的可持續發展,就是需要建立和加強香港的人口質素,增強香港的競爭力。當時政務司長曾蔭權先生發表特區政府首份人口政策的報告。到了第三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再次關注人口發展這個議題,由當時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女士主持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原本筆者都有一些期望,筆者也是委員會其中一名非官方的委員,但到最後在實踐的過程中,都已經慢慢靜下來,現屆政府更是銷聲匿迹了。

相對其他地方,新加坡、台灣等地方都比香港更加積極回應低生育率的挑戰,認為是國家及地區政策和生存之道,人力和財力都到位,作出承擔。其實政府做一些利民的措施,來回應市民的訴求,又何嘗不可?當然我們明白,政府的干預效果有很多局限,但是,表示對問題的關注,和有效地回應,幫助一些希望懷孕但面對困難的市民,相信是反映政府的承擔和勇氣、重視民生應有的表現。

(3)無論政府有否相應措施,人口發展都是不斷地演變

本地從1980年代開始,因出生人口減少,而老年人口還沒有大幅增長,整體的撫養率(total dependency ratio)不斷下降,這正是所謂人口窗口(demographic window),可以賺取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最佳時候,亦是給政府多一點空間和時間為未來人口老化作出準備和規劃的工作。但政府的緩慢回應,只會令政策滯後和未能及時回應市民的需要。香港的人口發展的特徵是速度快(speed)和改變深(magnitude)。法國需要約100年,老人人口佔比才由7%增至14%。香港只需要約30年「達標」。

(4)應改善工作方法,回應勞動人口減少

要改善工作方法,回應勞動人口減少;增加人工智能,替代人手密集的工種。

面對人口老化和勞動人口減少的挑戰,政府需要帶領和主導。現在有很多服務工作的工種,因為是外判和短期合約形式,私人公司沒有利潤誘因帶動自動化的投資,加上有廉價的工人供應,令到很多辛苦和厭惡的清潔工作,還是依賴大量人手處理。提升工作效能,本地還有很大改善的空間。政府的政策需要配合和到位。如果本地社會未能推動自動化和智能化,恐怕當勞動人口減少,為市民提供服務的質素也會受到影響,那麼香港的生活質素也未能相對地提升。

面對急劇轉變的人口發展,而其他地方也不斷向本地人口招手移民(如根據英國政府的推算,未來5年將有30多萬人移民英國),香港只可能用單程證人士的補充,香港人口發展將會面對相比九七前更大和更深遠的移民潮所影響。

(5)政府應加強本地人口培訓,和給予年輕人更多機會

根據一些報道,有很多醫務人員,包括醫生和護士都選擇或打算移民,那麼就算現在不斷興建醫院或做了改善工程,都找不到足夠的人手;面對人口老化的壓力,改善人力培訓和吸引他們在港服務,都是需要着急地處理的重要問題。處理現在疫情,香港不單止面對建築物老化,更面對工作人口老化的挑戰。

若要改善低生育情况,是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改善。香港長期缺少嬰兒照顧的服務(child care service),缺乏生活的空間(living space)和一個可以負擔的居住環境(affordable housing),也缺乏一個家庭友善的工作間(family-friendly working environment)和一個關愛的社會(a caring society)。改善這些條件,都可以改善現在生育的願望——希望不是一個奢望,而是一個務實和關注民生政府的基本責任。

記得10多年前,意大利人口學家Antonio Golini教授與筆者分享,他用時鐘的秒針、分針和時針來描繪政治、經濟和人口發展政策對社會的影響。政治和經濟的措施是秒針和分針的移動,影響有限。而人口發展的政策,像時鐘的時針,不像秒計和分針,可以看到它們的移動,但當我們忽略時針的轉變,一覺睡醒可能就已經錯失了很多機會,2020年是本地死亡和出生人數交叉點,也正好喚醒政府對問題的正確理解,以及促使政府有效回應。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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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兆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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