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王卓祺

王卓祺:解決撕裂性政治矛盾——戰爭、民主化、同化或衰落

【明報文章】筆者於《明報》刊登〈選舉解決不了撕裂性政治矛盾——應否再選舉特首?〉(1月27日)一文惹來一些評議,直接指正筆者的有關靖豐君。他表示解決問題要改變作風而非排斥異見,亦應深化選舉,如用審議式民主等更民主方法。以我愚見,這還是泛民主派一套缺乏實質成效的(選舉)民主化老生常談。香港回歸至今一人一票直選或功能團體選舉,甚至特首的少數人選舉,都呈現政治撕裂,包括反對派及建制派內部。

更彰彰明甚,由2000年代中冒起的本土思潮,在缺乏國安法及政治部的震懾下,已蛻變為港獨思潮及分離主義運動。香港今天,港獨分子已徹底暴露其反華本質,7.21中聯辦外的反華塗鴉,繼而有人焚燒國旗、擲國旗下海、焚燒及搗毁中資及親中港資商舖等罪行,若沒有泛民主派及其支持者以「和平遊行、集會」護航,黑暴港獨分子怎會如此囂張!幸得中央出台《港區國安法》,才將這些頑劣極端分子震懾下去。關某這些反共「和理非」言論只會得到同道者及建制中某些「開明紳士」和應,對我等站穩國家民族立場的香港人沒有一丁點兒說服力!

西藏「一國兩制」的兩點啟示

北京大學強世功教授《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2008)一書提出清朝如何處理中心與邊疆關係。新中國開國之際,毛澤東參考此等後來被稱為帝國朝貢體系(汪暉)或天下體系(趙汀陽)的歷史經驗,於1951年以《十七條協議》和平解放西藏,並將西藏的治理與中央直接管治的「郡縣制」分開,容許當時處於神權及農奴制的西藏另闢少數民族的「封建」自治「兩制」。惟協議第1條已明確要求「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因為當時英美勢力一直策動西藏獨立;並把藏傳佛教看作是西方反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橋頭堡。太陽底下無新事,今天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亦對香港寵愛有加,明眼人一看便知其背後的禍心。泛民主派過去一段不短日子對美國投懷送抱,古時稱通藩賣國。這位關靖豐君的泛民人士,還有膽講中共「粗暴形象」的作風問題,看來是喪失民族立場!對滿口辱華——「支爆」、「支那人」的港獨分子「核爆都不割席」的泛民人士,究竟你們有沒有民族底線?若司徒華在生,一定被泛民所為氣死!

中央對港「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可說是根源於西藏「十七條」、「一國兩制」的歷史經驗。不過,1959年西藏上層(喇嘛及地主)作出誤判,發動武裝叛變,最後中央政府出動駐軍平亂,使「一國兩制」變回「一國一制」。這段近代「一國兩制」的歷史,說明叛亂,或今時今日香港的反中動亂,「攬炒派」主導的港版顏色革命,實屬戰爭,是不可妥協的敵我矛盾;因它觸動國家主權及安全底線,要中央出手撥亂反正。

西藏「一國兩制」變回「一國一制」還有一點可供借鑑。據強世功的引述,毛澤東當年解決西藏歷史問題強調抓好兩點:「第一步是民主改革,把農奴主的土地分給農奴,第二步是再組織合作社。」第一步有時代意義,除了取消喇嘛神權及地主奴隸權外,就是將他們的土地分給農奴,當時土改亦稱為民主改革,而非民生政策。為什麼筆者刻意提及這一點呢?第一,今天一人一票選舉民主本質是程序公義,缺乏實質內涵。我們或可稱民主選舉的投票權為一種消極自由,而具物質要素的民主分配為一種積極自由。毛澤東當年講的是二戰後第三世界解放運動的話語;直至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冷戰,才成功奪取政治話語權,把選票程序民主說成普世價值,以掩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矛盾的實質分配不公問題!

同化及衰落的兩種途徑

有人稱中國為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這個文明體現於一國兩制的英文用詞。據強世功的理解,「一國兩制」中「一國」的英文用語是「country」而非「state」;前者有文化、歷史、地理含意,後者則是西方政治哲學家如霍布斯等抽空歷史而建構出來的抽象政治共同體。明白這個分別,便知道中國今天當權的共產黨,除將馬列中國化外,還承傳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

香港的當前首要問題是國家主權與安全,但其極其重要源頭是九七政治回歸,缺乏文化回歸同行。早於回歸前倡議文化回歸的古兆申,在2010年出版的《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中說過以下一段話:

「當『港人』取得『治港』的權力,而政治上、文化上對中國卻無歸屬的觀念,把自己當作一個原子化的個人,把香港當作原子化的、獨立於中國之外的社會,那麼,在『九七』之後『港人治港』發展到某一階段,會不會像今日的台灣那樣,有相當多一部分人變成台獨分子,倚仗外國勢力、輿論,大搞獨立運動?」(附錄三)

文化回歸即同化。香港講粵語方言,自1842年割讓給英國之後,一直是西化崇洋的社會。「九七」回歸以為只換旗及特首便大事安定。新加坡獨立後去殖民地化等必須走的一類事一概作為禁區一句不提。直至2003年「倒董運動」才如夢初醒,但出的力度,事後看來是隔靴止癢。2012年「反國教事件」已經養虎為患。究其根柢,中央對香港這個十分西化崇洋的邊疆,因歷史因素,一直未有採取同化政策。文化回歸之外,還有為國家服兵役所具有血脈相連的國民義務;更重要的是香港人被「一國」排斥於治理國家的文官體系——中央組織部不會選拔非黨員的香港人成治國人才,香港人亦未能參與公務員考試(最近深圳開始做試點)。

英國執政黨只需三成多選票便可控制議會及組織政府,這是政制設計之利。美國便沒有這個制度優勢,其政體是三權分立,而立法又分參眾兩院。美國是制約多於平衡。美式選舉民主,在種族疊加產業空洞化、階級分化嚴重的背景下,實在不易逃出衰敗趨勢。香港又如何呢?

選舉民主在回歸後香港的實踐並不足道,尤其近七八年,對中央取態決定政黨立場。若解決這個問題,剩下最優先當然是(實質)民主問題——土地房屋,跟着就是經濟轉型,擺脫金融地產經濟單一化的危機!筆者所提的實質民主,並非「鬥地主」。香港可用土地多的是,只欠政黨、利益團體及保育人士不拖後腿而已!現在,中央出手已基本解決逢事必反的反對派,只欠政府的魄力及決心!

結語:政治制度沒普世適用 要因地制宜

若有共同利益的前提,即解決了國族認同,選舉與協商均可採。不過,選舉政治運作有序及有效所需條件較多——政治人才要有遠見、擔當;選民要拒絕不勞而獲的引誘!回歸以來,選舉政治腐蝕了議員、市民、政治官員及行政官員;前二者民粹,後二者懶政,這都拜選舉政治所賜!香港社會亦由於選舉政治的催化,政客、媒體、民眾都民粹化。最終,政治變成要求政府在聖誕樹上掛新的禮物的許願遊戲!

瑞士於2016年有一項公投,結果是77%選民反對普及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建議——每成人每月獲得2500瑞士法郎(當時可兌換約2555美元)。德國前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在2003年推出《2010議程》,有削減長期失業救助、增加高收入人士稅率、削減企業稅及放寬勞動市場規管等措施,才造就今天德國的經濟競爭力。但是他輸了2005年的大選。

我們要撫心自問,在這民粹主義流行的日子,香港的政黨、議員,無論什麼派別,會有施羅德犧牲黨及個人利益的擔當嗎?我們的選民有拒絕「免費午餐」的公民質素嗎?協商亦有可取及問題之處,不贅。總之政治制度沒普世適用,要因地制宜。任何一個政治制度亦因不同因素而衰落,最多是腐敗(人的因素)!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

[王卓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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