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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

劉銳紹:「反壟斷」實質 防富可敵國

【明報文章】中共上周舉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成為外界最關注的焦點,把其他內容也蓋過了。皆因這一措施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和管理問題,也是政治甚至政治角力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黨的會議,而不是政府層面的會議,只讓黨的高層領導或交叉黨員(即具有雙重黨籍)參加,所以在會議上談得比較透,會後散發出來的內容也比較直截了當,能夠讓人看穿中共高層的心思。

綜合會後從各方釋放出來的信息,官方認為在一些跨行業、跨界別的範疇裏,已出現可以控制甚至支配市場的力量;尤其是在互聯網世界,更可以造成壟斷局面,「用超級大平台優勢打壓中小競爭同行,傷害公平交易」。所以,現在已到「強監管」的時代了。

平心而論,如要取得平衡,官方有需要、有權力和有責任保證公平競爭,維護市場健康發展,這是無可厚非。不過,事情也許不是那樣簡單。我看,值得從以下3點探討。

避免「富人涉政」 確保政權穩定

(1)「反壟斷」的重點其實是防止和打擊財大氣粗、富可敵國,避免出現「富人涉政」,甚至富人(在背後或公開)干政的局面,確保現政權穩定。

這種擔心不是今天才出現的。早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年代,一面要維持經濟發展,不得不「調動民營經濟的積極性」,但一方面又要防止他們經濟強大後成為對中共的威脅。所以,在江、胡年代先後修正了統戰政策,增加了6類新統戰對象,民營企業主就是其中之一。例如,安排他們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於影響力大的民營企業主,更要設法納他們入黨。說得直接一點,就是收編,成為「自己人」,對黨來說才有較大的保障(參閱《明報》觀點版2018年12月27日拙文〈經濟成績主要是民間作用〉)。

由此可見,民營企業家壯大到一定的程度,就只能在黨的接受程度內生存,否則就會受到制約,甚至慘淡收場。這也是中國歷史的規律,明太祖朱元璋打江山時得到商人幫助,但執政後卻擔心商人沈萬三富可敵國,把他發配到偏遠的雲南「墾殖經營」(實際是要他無法翻身)。再如西晉的石崇,以至今天的富豪,如果受政權顧忌,只能逆來順受,減輕損失,因為在中國的封建土壤裏,不可能出現富可敵國的情况;即使商人沒有此意,但也無法阻止執政者有此顧忌。所以,外傳官方審議螞蟻集團上市事宜時,集團的實際控制人馬雲願意把部分業務「上繳」,「只要國家需要就行」(見《華爾街日報》),但「螞蟻」最後還是不能上市。官方對「螞蟻」的信任程度如何?可想而知。

說得深入一點,中國歷代執政者都擔心在政治層面上的官商勾結,尤其是富可敵國的商人與心存不軌的「皇親國戚」或政敵走近,更必須防患未然,及早打散。所以,薄熙來、周永康案審理時,一些商界人士也同時受查,正是這個原因。如今中共「二十大」(2022年)逐步接近,當局為了保證政權、經濟和社會穩定,避免引起波動,防止官場與商界合流而形成的暗浪變成湧浪,預防性的行動也到了謹小慎微的地步。所以,「反壟斷」、「防資本無序擴張」,也成了必須手段。

中共本身也壟斷 誰來監督它?

(2)既然「反壟斷」,那麼中共本身有沒有壟斷?它有權監督壟斷,但在現實上它也在壟斷,那麼誰來監督它呢?

這個問題就像中紀委由上而下監督貪官污吏一樣,有權、有責、有例,但誰來監督中紀委,以及中紀委也監督不了的人呢?至今也沒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中紀委高官也先後出事。人們都問:為什麼這問題一直解決不了?還是因為不去面對這問題?

其實,監督壟斷不一定涉及政治層面(因為中共是中國的執政黨,而中國又是單一制的國家),但中共也控制了很多大型國企和中央企業,同樣壟斷市場。雖說這些國企牽涉國計民生,有駕馭和規範市場的需要,但即使如此,官方的市場行為也應該受到公開法律的真正監督。眾所周知,中共的壟斷從來是不透明的,經常出現黨紀大於國法的情况,黨的需要和行為往往大於法律的運用範圍。這才是令人關注的。

早前,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被叫停,全國人大又將修訂《反壟斷法》,把互聯網等壟斷行為包括在內。讚許者認為這可以避免引發危機,保證民眾的利益。好!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可以同時制定政策,讓國企、央企,以至黨的壟斷行為也受到監督呢?

這裏順帶一談,人民銀行前行長戴相龍最近提議,把貪官的贓款撥作養老金之用。外界不知此議的背景,是個人意見,還是官方的轉彎放風?但如果此議成事,日後操作的權力肯定也是由官方壟斷的了。那麼,「贓款」的定義就難以界定了:是根據在法院裏公開的贓款數字?還是真實的貪污數字呢?因為官方處理這些案件時,為免外界感到震驚,往往隱瞞真實的貪污款項,外界難以得知。所以,權力的壟斷也是一大值得關注的問題。

若因「反壟斷」扼殺生機

又是一大浪費

(3)發揮「反壟斷」的良性效果時,如何避免副作用甚至反作用?

如今為了避免超級平台壟斷互聯網和網絡金融等行業,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央早前才鼓勵過金融創新,現在操作時卻又有點進退失據的心態,這不是前後矛盾嗎?這就像中央最近強調「雙循環」之下要進行「需求側改革」,與年前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包括去槓桿、去庫存等),又有點背道而馳。這些例子說明中國無論處理政治或經濟問題,也必須深思熟慮。如果因為「反壟斷」,保穩定而扼殺了可以小心行事的生機,那又是另一大浪費!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劉銳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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