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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

劉銳紹:外軟內硬的經濟政策

【明報文章】中國與14個國家簽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成為中美貿易戰以來的一個重要舉措,預料可以讓中國的經濟和國際形勢闖出一個新環境。不過,與此同時,內地又發生「大午集團」事件。兩者有不同的性質和背景,但不妨從這兩則事件中探討一些問題。

在RCEP不當頭 靈活處事

先談RCEP。可以說這是中國靈活處理經濟問題的典型事例。RCEP由約10年前發起,商討、談判足足約10年,但基於各國都有自己的利益考慮,所以一直進展不快。但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中國對推動RCEP的積極性明顯加大。直至今天,外界才知道中國願意作出較大的彈性處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直言,中國的貿易政策不再只追求順差,而是按實際情况計算與不同國家的貿易狀况,這就方便處理跟一些國家的經貿關係了。

此外,RCEP中特別要注意中日關係。日本作為傾向美國的亞洲國家,又是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長期在日本進口貨的關稅問題上不放鬆。但在RCEP的機制之下,日本向中國出口的產品(包括汽車和機器零部件)將得到關稅的減免。這不單有利於兩國貿易,還可以通過經濟政策來分散美日的聯盟關係。用內地人士的話說,這就是要「把力度用在骨節之上」。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RCEP中不是領導地位(跟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不同),但卻有主導作用。其實,這也吸收了「一帶一路」的「雞肋經驗」。中國為了推動「一帶一路」,還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予以配合,並成為主要出資國。但後來「一帶一路」發展迅速,一些本來沒有在規劃範圍內的國家(例如南美國家)也希望參與其中,紛紛向「亞投行」申請貸款,並向中國要求其他經濟好處(例如中國規劃以外的投資項目);而「一帶一路」的開支後來又比預期大,再爆發突然而來的中美貿易戰,導致中國的外匯儲備出現變化。所以,中國只是趁此機會加快RCEP的成立,但在RCEP中不當頭,可說是靈活處事的例證。

其他簽署國仍與西方保持密切關係

不過,同時也要看清楚一點,簽署這協定的國家只是在經濟上靠攏中國而已,在政治、外交、軍事等方面,仍然與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保持密切關係。以越南為例,一方面保持與中國的友好關係,但一方面又同意讓德國在越南長駐武官。此外,它早前透過一些合約安排,讓外國企業(包括美國企業)染指它聲稱擁有「主權」的海上油區。這些都是在國際上司空見慣的兩面手法。

對台關係必須審慎

外界也關心RCEP與台灣的關係。台灣不是主權國,是被排除在外的一個原因。但如果北京希望以此打擊台灣經濟的話,那就要小心考慮。台灣雖然不能成為RCEP的成員,也未能得益於《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但台灣跟其他國家的雙邊貿易關係已有一定基礎,例如它跟RCEP簽署國之間的貿易產品中,已有至少七成是免關稅的。所以,如果北京意欲在RCEP框架下進一步向台灣施壓,只會進一步破壞兩岸關係。

近期在美國大選形勢基本已定之後,外界又傳出消息指,中共高層可能考慮在拜登上台後「加快對台灣的統一工作」。無論這些傳聞是真是假,但內地近期修改《國防法》,也是值得注意的動向。總之,對台關係必須審慎,不能掉以輕心。

「民營企業標兵」被「另眼相看」

回過頭來看內地企業的情况,知名民營企業家孫大午被捕,大午集團屬下的企業被接管,成為最令人關注的事件。官方通報指,孫大午等人「涉尋釁滋事、破壞生產經營等違法犯罪」,但民間的版本則指孫大午等人只是要求官方查處黑惡勢力,保護企業權益,並沒有暴力和非法行為。此外,孫大午過去也有不少「出位言論」,例如指摘黨政部門把部門的利益「法制化」和「私有化」,成為外界猜測這是否他被整治的真正原因。

回顧近年,任志強、馬雲、馬化騰等民營企業家先後受到官方的關注,或下獄,或受箝制,如今又出現孫大午事件,不禁令人想到中國歷代執政者都十分擔心商界「財大氣粗」和「富可敵國」。所以,當某些「民營企業標兵」出現時,都會被「另眼相看」。再看中國首批「十大富豪」的名單,其中一些也是因為被認為「政治出了問題」,才被官方用經濟等理由整治的(例如牟其中和新疆的熱比婭)。

對外務實對內愚頑 對外理智對內強橫

因此,對比一下中國處理對外事務和純粹對內的事務,就會發覺中國的特點是:對外務實,對內愚頑;對外理智,對內強橫。關鍵在於,對外的事務有所制約,如果硬來,對方可以跟中國鬧矛盾,明一套,暗一套,甚至翻臉,影響中國的整體部署。但對內,卻毫無制約,官方權力大於一切,甚至不理民間反彈的後果,就像孫大午所說:「中國有法嗎?權力就是法。」

這又令人想起,最近上市受阻的「螞蟻集團」的相關文件中,表示要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存在。這可以是「中國的特色」,但卻同時引起外界質疑民營企業的性質,是否已經變成國企。這樣做的效果,只會令民營企業在海外的發展也會遇上不必要的困難。阿里巴巴就是因為這些原因,才被特朗普抓住把柄,放言「考慮制裁」。

增加外界可預期性才較佳

說到底,中國官方當然要考慮穩定,適當的監管是必要的,但如果政策前後一致,出台之前讓外界知道,或多點諮詢,增加外界的可預期性,才是較佳的做法。否則,當中國不斷強調「依法治國」的時候,外國都會感到法律只是外衣而已,難以成為現代化管理的最佳保證。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劉銳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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