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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

張炳良:泛民總辭:是進是退?

【明報文章】泛民議員「總辭」立法會,乃香港政治大事,但似乎在社會上引起的漣漪不大,有點意外。是人們經歷去年政治抗爭以來過山車般的多番巨變,已經麻木,以致今天激烈行動不再顯得激烈?

不能承受的最後一根稻草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1月11日通過的決定,確立了對立法會議員喪失資格的4項標準,即「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可說是承接《港區國安法》的必然後續。

坊間不明的,反是為何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8月決定讓第6屆立法會全體議員延任,3個月後特區政府卻要求並按上述最新決定,取消早前參選下屆立法會選舉被選舉主任裁定不合資格(DQ)的4名泛民議員的議員資格。官方解釋此乃處理兩個不同問題的不同決定,但政治上泛民解讀為「先縱後擒、引入圈套」的陰謀,因而才有如此強烈的反彈,覺得乃不能承受的最後一根稻草,不是一些中央官員說「總辭實質是對抗人大決定」這般簡單。

工黨張超雄接受《明報》專訪(11月14日)時剖白:「民主派倘在議會內逐一被DQ是『凌遲』,會導致『demoralised(士氣低落)』。」他認為「延任令整個運動出現大量分歧,如果我們(在今次DQ 4名泛民議員後仍)留下裂痕豈不更深?」;「屆時民主派更會被外界批評『戀棧權力、不要臉』」。

總辭後「怎麼辦」?

總辭從泛民當前的政治倫理可以理解,但總辭後「怎麼辦」?還要重返議會嗎?議會對泛民作為反對派仍有可為嗎?

民主派冒起於上世紀80年代,一直走長期在野、體制內鬥爭的路線,從不輕言「撤退」、「總辭」。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及2010年「五區公投」,曾有人提出總辭重選取得公眾支持,以加強反對國安立法及促進雙普選的動員力和政治議價能力,但當年泛民仍相信議會有可為。今天卻被愈來愈多支持者質疑:議會戰線已死。

香港政局已發生徹底變化,回不到從前的遊戲規則。去年的動亂超越了中央的紅線,北京失去對香港的信心,全面反制可以預期;北京對泛民的判斷和態度也不再一樣,當一些泛民領袖揚言中共乃最大敵人時,為何會假設中央仍視泛民只屬競爭對手呢?這是中央與泛民之間最嚴重的結。

究竟泛民今次總辭,只屬戰術上以退為進,還是在戰略上退出議會戰線,會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含意。若屬後者,則表示由1980年代以來民主路的終結,起碼是階段性的終結。

泛民過去從來不因議席多少而輕視議會的作用和政治輻射力,自1980年代爭取開放議會選舉、增加普選議席,也積極參選。九七回歸前雖經歷「六四」衝擊及「臨時立法會」之爭,但當時民主派旗艦民主黨面對支持者的悲情仍主張「反倒退、不撤退」。可是過得了回歸一關,卻在回歸後過不了內部路線之爭的衝擊。先有早期在議會與街頭路線之間的徘徊和角力,後有民主黨的分裂、激進力量抬頭,至今天向本土自決路線靠攏。

政改停滯不前帶來泛民主流派的衰落。由2010年「五區公投」及2014年「佔中」,至2019年修例風波釀成「反送中」運動,導致泛民與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全面決裂,改寫以往的路徑依賴。來得急劇,箇中有政府處理危機的失當,但也因泛民在過去10年已逐步迷失方向,失掉論述能力和行動主導作用,基本盤亦流失。

透過「被換代」或許新人新氣象

當初泛民選擇「留守」延任的第6屆立法會,應屬十分艱難的取捨,因為反對陣營民眾中支持和反對相若,何况留守派接受反對者所指延任的立法會乃「非法」,如此一來便完全失去政治道德上的高地(註)。現在為勢所逼而總辭,可說「雙輸」,挫折很大,但贏家不是北京、特區政府或建制派,而是不斷把泛民主流派邊緣化的激進自決派。若明年9月進行立法會選舉,他們與總辭的泛民,將成此長彼消之勢。

而且,今天總辭的泛民議員,已把議會說成難有作為之地(「不能阻擋政府及建制派通過任何決定,最多是拖延」、「只能當政治花瓶」),那麼明年可如何向選民解釋須重返議會,又憑怎樣的信心重返議會後可改變劣勢?情勢交織下,大部分離任議員可能被迫讓位予新人。新人新氣象,或許透過「被換代」,新泛民會應勢而生、闖出新天。

建制派能否取代泛民制衡政府?

我雖不認同議員動輒打拉布戰及濫用點算人數的伎倆,但始終認為這問題需以政治解決。為何市民不討厭泛民拉布、政治上不懲罰泛民(如用選票)?皆因特區存在深層次矛盾,他們更不滿政府及政制。若政府為民所信,急民所急,市民便會較站在政府那邊,大力批判妨礙政府做好事的人。議員對選票是最老實的,反對政府而可得票便會一直反下去。

由於政制的缺陷,建制派其實也同樣長期在野,但政府靠他們的票,使其儼然成為政府的選舉部隊,在立法會內抗衡反對派,久而久之被市民定性為保皇派,反對派反而更能表現其獨立、制衡行政的作用,從而贏取選票。失去體制內反對派,建制派的作用會否下降?他們能否真的取代泛民成為制衡政府的新力量,乃未知之數。

泛民和政府同時走上政治不歸路

泛民總辭,有人聯想起上世紀60年代新加坡的最大反對黨社會主義陣線,因不滿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政府而退出1968年國會大選,讓人民行動黨全奪58議席,之後成為常勝執政黨,社陣從此一蹶不振,1972年雖重返選舉但全軍覆沒,至1988年解散,融入工人黨。

香港泛民加本土自決派現乃民意上的多數派,支持度達六至七成,跟當年新加坡社陣當然不能相提並論,不過反對派內部山頭林立,形成不到如台灣民進黨般的派系共治。而人民行動黨的領導和執政能力,比今天特區管治班子及建制派強得多,因此勿一廂情願以為泛民退出便可施政順暢,重奪民意。中央及特區政府不應低估泛民總辭帶來的深遠影響。一個沒有體制內反對派的「一國兩制」,將失去昔日魅力,既被不少港人視為倒退,也易受國際社會低貶。

有說中央樂見「忠誠反對派」。西方議會制的loyal opposition體制上承認憲政秩序及依此產生的政府,但仍可處處反對政府的舉措,而英國的最大議會反對黨且被賦予Official Opposition(官方反對派)的地位,享額外資源。中央會支持特區走這條路嗎?

泛民總辭固然突顯其政治上進退維谷的困窘之局,但政府也似技窮,失去政治問題以政治解決的能量,處於另類困窘,雙方失去過去曾經有的互動基礎,像同時走進政治上的不歸路。

去年7月抗爭運動高漲,當時我曾在本版撰文(2019年7月29日)表示:「今後每一步都在書寫香港的命運。不少人擔心一國兩制前景。但願不會因各方一時誤判和情緒指揮腦袋,而導致自我應驗的預言,弄假成真。」不幸一語成讖。面對當今局面,怎不令人唏噓?

註:特首以疫情原因而押後第7屆立法會選舉,決定是否合理,可以爭議,但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憲制權力就第6屆立法會延任的決定,仍然合法,否則延任期內通過的法案和撥款便全皆「非法」了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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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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