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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蝸藤

黎蝸藤:美中關係為何自由落體式惡化

【明報文章】最近美中關係在外交層面上自由落體式急速惡化,讓人目瞪口呆。最新上演的是美中間的簽證和領館戰。美國早前命令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在72小時內關閉,中國還以顏色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美國以「簽證欺詐」為由拘捕4名據報隱瞞軍人身分的中國在美研究人員,其中一人曾躲進三藩市(舊金山)領事館中。美國更有傳言,考慮禁止共產黨員及其家屬簽證,若坐實將影響接近3億中國人;中國媒體稱「連放風都是邪惡的」。

與此同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遜紀念圖書館發表題為「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講,把一系列由美國高官發表的對中共強硬演說推上高潮,把美國和中共的矛盾定義到「如果我們現在屈膝,我們的子孫後代可能會受中共的擺布」這種近乎你死我活的高度,堪稱新時代的鐵幕演說。

總統選舉因素

美中關係為何急劇惡化?這當然有美中之間結構性因素,但也有不少「非結構性」的加速劑。

首先,不可否認,近期美國反中聲調提高有總統選舉因素。特朗普在疫情、經濟衰退和種族歧視風暴三重夾擊之下,民調低落,不論全國民調還是關鍵「戰場州」民調,都以兩位數的百分點落後。更令特朗普情何以堪的是,「瞌睡蟲」拜登在選舉中並無過人之處,甚至可說是「躲起來,躺着選」,以免自己「講多錯多」。在特朗普看來,自己之所以落後,完全是被「中國病毒害了」,當然怨氣難耐。從競選策略看,「甩鍋中國」是最可行的競選策略,既可推諉自己領導抗疫不力,又可豎立敵靶,通過突顯對中國強硬,試圖與民主黨形成鮮明對比。

特朗普放任強硬派

其次,特朗普無意管控美中關係,放任強硬派惡化美中關係。

根據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新書所言,特朗普本身並不太「反中」,他最上心的是對中貿易逆差。他對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習近平還頗為惺惺相惜,曾羨慕習修憲;說習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領導人;對中國在新疆的措施表示支持;在推特上多次讚揚習,說自己和習「關係很好」。

但博爾頓又說,特朗普對具體政策並不關心,也沒有定向。參加談判時常把溫和派和強硬派都帶上,於是政策通常都是大雜燴。筆者曾分析在美中貿易戰中,美國提出的核心訴求就自相矛盾:一方面,強硬派要美國資本撤出中國,產業回流;另一方面,華爾街要求中國開放投資範圍,好讓資本繼續到中國賺錢。這就是缺乏整體策略的表現。在選情緊急下,特朗普只關心選戰,要求手下向中國開火,無心理會對中政策的「度」。共和黨保守派(即對中強硬派)當道,壟斷對中政策,愈強硬愈好,對中國全面開炮,擴大了強硬派的聲音。

共和黨保守派這樣做主要是希望在這幾個月特朗普「不管事」的空窗期,抓緊時間打造和中共對抗的框架,讓美中對抗成為定局。如果特朗普能當選,在下屆任期可延續該政策。即使特朗普不能當選,民主黨總統也不能輕易改變這個框架。現在多個涉中法案都在兩院兩黨高票通過,顯示「反中」有其社會基礎,這更讓共和黨保守派更加激進。

中印邊境衝突

最後,兩件大事直接驅動美中關係急劇惡化。

第一件事是發生在阿克賽欽/達拉克的中印邊境衝突。它堪稱1962年以來中印最嚴重的事件,多達20名印度軍人死亡,中方死亡人數不詳。據說中方使用「狼牙棒」打得徒手的印度士兵頭破血流,也有印度士兵滾下百呎懸崖摔死。可見雖未動用熱兵器,但場景極為慘烈,遠非前幾年中印在邊境的營地對峙和洞朗危機可比。

中印都是過10億人口的大國,同為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同有被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都以發展中國家領頭人自居,都擁有核武器,國家尊嚴意識和民族主義亦相當濃烈。印度總理莫迪更打着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上台。中印邊境衝突引發1962年印度被中國在戰場上擊敗的回憶,新仇舊恨,一如中國以前的歷次反日運動,印度也掀起抵制中國的反中熱潮。

中國雖希望緩和與印度局勢,然而死亡數十人的「血海深仇」怎可輕易化解?印度和中國體量相若,中國很難用對付越南、菲律賓等「小國」的方法對付印度。印度也是發展中國家,毋須顧慮西方國家的那種道德顏面,敢想敢幹,中國也很難用那一套「西方帝國主義打壓中國」的國際宣傳模式。在現實國際政治環境下,國際上支持印度的聲音更大。

本來印度一直謀求在中美間左右逢源,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大量吸引中國投資。莫迪既和特朗普一同球場造勢,也和習近平暢談哲學。印度一面參加美日澳的印太戰略,但為四方中最不積極的一個,一面又加入中國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中印邊境衝突將印度大力推向美國,增強了美國對抗中國的底氣。

在印度各類反中行動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禁止59款中國應用程式,它不但震驚中國,也為其他國家跟進禁止中國應用程式開了個頭。國際社會中的這種示範作用不可小視。正如在今年3月前,由於世衛錯誤地一直反對限制旅遊,各國對是否限制旅遊猶猶豫豫;在馬來西亞一舉封國後,各國便接踵跟進。在印度「任性」的領頭下,現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國都在考慮禁止TikTok和微信。

香港國安法

第二件事是《香港國安法》。在香港制定國安法本身並非不可理解,但中國制定國安法的過程和條文細節,讓西方國家大為震驚。

在西方國家看來,國安法由人大常委制定直接頒布實施,不經本地立法;從傳出要立法到頒布,整個過程不過月餘;在頒布生效之前整個香港幾乎沒有人知道細則;在表決和公布當天,整個香港一整天都在忐忑不安中等候「北大人」的決定。這種立法過程和西方普遍習慣的方式大相徑庭。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強烈呼籲暫緩下,中國除強調「內政不容干涉」,還加速立法。國安法不但一如所料地縮減香港居民原有的自由,不但有《逃犯條例》修訂那樣的被西方擔憂的「送中條款」,還大大擴張了香港的域外法權,規定了「外國人在外國犯香港國安法」也歸香港管,牴觸了各國的法域。

可以說,香港國安法既是壓垮中美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也為美國提供了重新集結西方國家對抗中共的契機,為美中對抗找到新的發力點。英國反轉華為政策、日本執政黨反對習近平訪日,香港因素均「居功至偉」。

「反中聯盟」隱然成形

適逢南海仲裁案裁決4周年,美國又可藉南海問題重新糾集越、菲、印尼等和中國有爭議的國家。這樣,從地圖上看,美國在從日本到台灣、到東南亞諸國、到印度,構建了一個對中國的包圍圈,加上外圍的英加澳紐等「五眼國家」,一個「反中聯盟」隱然成形。共和黨保守派當然樂得在此有利時刻向中國「下手」。

作者是旅美歷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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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蝸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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